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

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

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

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

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

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郑鹤声等名家，而清史领域，孟森、萧一山、郑天挺等名家的著作，都难于找到，孟森的《清史讲义》、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均在80年代以后才有重印本。

清史的专业研究人员非常少，所撰论文，相对其他朝代的论文就显得幼稚，因为当时史学主要是研讨政治史，清史方面的论题较小，不少是史料堆积，因此整体水平不算高。

80年代以后，清史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表现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论著激增诸方面：1．许多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院设置专门的清史研究机构；高校、社科院培养了许多清史硕士、博士，并且近几年显著增多。

2．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清史研究》、《清史论丛》，一度还有研究信息期刊——《清史研究通讯》，发表研究论文和信息性文章。

3．清史学术研讨会定期举行，自1982年开始至今年(2007年)已经举办了12届，还没有计算跨朝代的(如明清史)、专题的(如清代学术史、太平天国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等)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大大地推动了清史研究的开展。

4．前述各种因素，使得清史研究论著大量问世。

我阅读过若干时彦的清史专著和论文，也留心过有关研究信息，但所知有限，因此仅就印象和感受将清史研究成果略述一二。

比如清朝通史，从简史到多卷本的至少有六种，其中王戎笙主持编著的《清代全史》、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均系巨著，郑天挺的《清史简述》则是言简意赅之作；此外中国通史(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清史的专著中也含有清朝通史；又如乾隆帝的传记至少有五种；专题史，如太平天国史、义和团运动史的著述甚多，如果说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研讨较多，而如今洋务运动史、民族史(特别是满族史、蒙古史)、清代中外关系史(主要是“西学东渐”、“中学西渐”史)、明清之际遗民史已大力开展，尤其是社会史成为热门话题，可以说研究领域已经涵盖清史的各个方面，而且都有可以称道的成就；作为清史研究辅助学科的清史史料学的研究，专著不下六部，其中有拙作《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以上不过是清史研究成绩挂一漏万之说，即便如此，已经是令人兴奋的了。

我想现在的清史研究状况、水平及研究队伍素质，已经赶上来了，与其他断代史研究水平可谓不分伯仲。

又由于现在清史研究人员众多，经费充足，具有了后来居上的可能。

如果同行潜心研讨的话，兢兢业业，排除时代的浮躁之风的影响，将会把可能变成为现实。

二、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

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我有个时期研习东汉史，听这方面的专家讲，研究秦汉史，用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史料读毕；我自然也知道，秦汉史还会有新的考古资料问世，史料也是很难穷尽的，不过用毕生之力总是可以大体读遍的。

断代史遗存的史料之多，是自宋代开始，明代继之。

但是相对于清史史料之多，宋代、明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试以档案文书来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1,000多万件、册档案文书，内含明代档案3,000多件，不够清代的零头数目。

而台北故宫、中研院史语所、辽宁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还没有计算在内。

地方档案馆的清代文书也多，四川巴县、河北获鹿的档案之丰富，可视为典型。

个人文集，今存元人的约500种，明人的2，000多种，而清人的则数以万计，仅柯愈春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就著录了40，000余种。

家族谱，今存元人的有4种，明人的多一点，也极其有限，而清人的又是以万计数。

方志，宋、元、明所存甚少，而清代的有数千种。

笔记体之作，历代虽有所存留，而清人的动辄以千计数，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望其项背。

至于清朝官修史书，实录、政书、典志、方略数量甚巨。

总之，清史史料之众多，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绝不为过。

对于如许史料，清史学者穷个人之力，至多触冰山之一角，根本无法穷尽。

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令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羡慕不已。

作为清史研究者，如何珍惜这些宝藏呢?我以为应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

充分使用，就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而言，虽然档案文书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清史研究者已经有所利用，然而毕竟使用的还有限，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如“宫中档”的档案只是在近期才被用做说明帝王生活，又如“内阁全宗·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的档案，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再以清代历朝实录来讲，它作为清史的基本史料，印刷了几种版本，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寻觅比较容易。

想当年我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借阅颇不方便，哪似今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就有三部，有的同事长期借回家中阅览，何其便利!但是我想又有几位清史研究者认真通读了《清实录》呢?可能不多。

所以充分利用清史史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认真怎么能行呢?高水平地利用史料，更非易事。

我们常说“论从史出”，是对大量的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研究的结果，在这之前，到何处找材料，如何分析、鉴别材料，是很有讲究的。

这就是研究者的史识问题。

当研究者有了“生态环境史”的问题意识，才知道在正史之外，向农书、地学书、方志、笔记去索取素材；当有了“身体史”、“医疗社会史”的问题意识，才会问津医书、方志、家谱、文集、笔记等类书籍。

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故而我在《中国社会史概论》里提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开启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的见解。

[3]在我们清史研究中，当研究者发现“一史馆”的“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资料价值时，甚为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于上世纪50～70年代搜集、整理资料，用于研究清代租佃关系史和阶级斗争史，到了80年代，学者变换角度认识这类档案文书，去说明宗族史、家庭史、东伙关系史、司法运作史等属于社会史的内容，近年更用以研讨婚姻史和移民史。

也就是说，因为认识的提高和视角的变换，才可能对史料进行高水准、高层次的运用，并将史料的固有价值较为充分地挖掘出来。

当然，这种利用水平，还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继续提高，庶几不辜负前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清史史料的遗产。

三、清史研究仍须努力减少意识形态的干扰。

以便走得好一些前面提到拙文《清史研究与政治》，讲到学术研究与政治两者关系，指出上个世纪意识形态对清史研究的巨大影响。

其中有正面的，而更多的是负面的，现在我再补充该文的未尽之处和些许材料。

辛亥革命前后及民国前期，革命者以反满、反清为目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晚清时期，人们研究清史(如章太炎等)，将中国被西方列强侵凌，完全归罪于满人的统治，强烈指斥它对汉人的迫害和倒行逆施之政，主张杀满人，将他们赶回东北。

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一些清史的应急之作，也是以丑化满人统治为能事，诸如大兴文字狱，不讲仁政而施行暴政，不讲人伦。

像“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乾隆身世”(是汉人之子)这四大问题，有的是疑案，是需要学术讨论的。

赞扬反清运动，像陶成章、冯自由都把天地会视作郑成功创造的，或假托他的名字创立的。

1909年大学士张之洞病故，时人对他的评价迥异，革命者谓“张之洞之死，于清廷失一无足轻重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

吾人无余晷，为此老贼作传，惟观老贼之生平，略可见清廷所养成之人物。

其状态何似……”虽直接批判的是张之洞，而矛头所指则是清廷。

[4]及至1929年出版的《清史稿》，则被认为是满清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而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其后赖有识之士(如孟森等人)提出建议，政府始行解禁。

其实，《清史稿》问题虽多，也还是一部不可废弃之书。

当强调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时，学术成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评法批儒之时，史学成为影射史学，沦落为哈巴狗的笑柄地位，清史研究亦是如此，什么康熙是法家，雍正是儒家，有两条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线，太平天国史成为显学等。

社会流行“凡是现在国内的56个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之说。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历史追得越古越好，似乎多民族国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发展中形成的。

因此讲到蒙古人一支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说他是叛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不顾及他并非清朝臣民的事实。

对满人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早期人们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情绪，称之为“满清”、“满清政府”，而后为了民族团结，又不让称“满清”了。

这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令学者在研究清史时不能不受其影响，时而是“东”，时而又是“西”，没有个准谱。

时下流行“宽容地理解”思潮，我是非常赞同的。

然而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却颇不一致。

我想对历史上的制度、人物、事件，绝不能一味地批判，要回到那个时代，认识当时人为什么选择那种制度，做出那样的事情，有那样的行为，所谓理解是对它作出说明，而不是一味指责它的不合理的地方。

理解，应当宽容，但是理解不是不分是非，是非还是需要指明的。

这样的研究，后人才能从中获得教益。

现在说理解，对古人不像强调阶级观点时那样，动辄给历史人物戴上“地主阶级头子”、“地主阶级文人”之类的帽子，可是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作品中的清朝皇帝，个个成为“明君”了，想方设法挖掘他们的好材料，为他们说好话，这恐怕也与“宽容地理解”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