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

建安抒情小赋的文学价值

姓名：蒋程安学号：200440101559 指导老师：李洪亮

摘要：作为两汉主流文学形式的赋，发展到东汉末年，其创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张衡的《归田赋》开始，大赋渐渐向抒情小赋转变。到了建安时期，则形成了以抒情小赋为主的创作高潮。比如曹植赋，除8篇仅存数句而无法详勘内容外，现存44篇，骚体赋2篇，散文大赋1篇，而抒情小赋却有41篇。这时期的小赋相对于汉大赋来说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描写对象上的转变，二、人性的回归，三、形式上的灵活风格，四、艺术风格——楚骚传统的回归。

关键词：抒情小赋建安时期文学价值

赋是两汉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但到了东汉末年，赋体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由以体物、叙事为主的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趋势。到了建安时期，抒情小赋则成了赋创作的主要形式。所谓的抒情小赋是一种灵活多变的赋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在汉大赋兴盛的同时，小赋已有所发展。这些小赋一般没有大赋的主客对答结构，句式则以韵文为主，在表现手法上灵活多变，“或借物抒情，或序志述行”。[1]刘勰曾评价这类小赋：“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2]汉代的抒情小赋的特点是既吸收了屈骚浓烈的抒情性，又去掉了其中纷沓繁密的想象，语旨清俊明丽，篇幅也相对短小，结构简朴，句法则与汉大赋的骈散结合有所不同，明显地趋于对偶整齐。在汉代，抒情小赋虽已兴起，但作为文人创作的主流仍然是大赋。到了建安时期，铺张扬厉的大赋才为抒情小赋所取代，篇幅明显的缩短，像汉代“古赋”那样的长篇巨制已经少见了，本文拟就建安抒情小赋的产生及文学价值作一探讨。

一、产生的原因

要了解抒情小赋在建安时期兴起的原因，首先，我们要弄清“建安”这个文学概念，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年——公元220年）。但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时期”实际上要略长于此，建安文学通常指汉末到魏初这段文学时期，上可追溯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下延伸到魏黄初十年，即230年前后的四十多年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这段时期就是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这一时期作家众多，典型的代表是“三曹”、“七子”。“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是围绕在曹氏集团周围，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人。

众所周知，东汉中叶以后，多数皇帝年幼，导致局势日趋混乱，外戚与宦官两大势力迭

相掌权，他们相互倾轧、杀戮，作恶多端，豪强地主的势力也日益膨胀。到东汉末年，社会一片黑暗，是非颠倒，民不聊生，经济萧条，邪恶横行，终于在中平元年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各豪强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乘机壮大自己，形成了各自割据的势力，汉代也名存实亡了。动乱中，文士们的生存成了很大的问题，他们时常感到朝不保夕，比如孔融死于政治斗争之中，杨修也是如此。所以此时社会上既缺乏汉大赋中出现的歌功颂德的对象，而作家也难有唱赞歌的心绪，故而他们就不可能有时间去写洋洋数千言的鸿篇巨著，因而抒发人们性情描绘周围一草一木的抒情短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抒情小赋在建安时期的繁荣除了上述的社会原因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建安以前小赋的创作已有所发展，这为建安抒情小赋的发展作了铺垫。汉大赋繁荣的时期，小赋已有创作，东汉末年出现了不少抒情小赋家，如：张衡、赵壹等。

其次，东汉末年，垄断了两汉300多年的儒学已走向崩溃，迅速地衰弱，而此时的士人们也由于找不到精神的依托，心中尤其苦闷，所以此时的赋家对周围的事物尤为敏感。如对“夕阳”、“苦草”的描写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特别多。他们更倾注于内心感情的抒发，更倾向于表达个人主观的情绪。

同时，屈赋传统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正如马积高在谈赋的起源问题时说：“骚体赋源于楚辞，散体文赋源于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诗体赋源于《诗经》。”[3]而骚体赋本身就有很大的抒情性，可以看出，屈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建安抒情小赋繁荣局面的到来。

二、文学价值

建安时期的抒情小赋在赋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抒情”这一特点，得到了众多赋家的赞扬。除了“抒情”这一特点外，与以前的汉大赋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下面就它与汉大赋的特点作以下几方面的比较：

(一)、描写对象上：由汉大赋的宫廷、苑囿、车骑、田猎等至建安抒情小赋的一事一物的转变

汉武帝时，国家空前强大，汉大赋得到了发展，并成为两汉的主流文学样式。此时的著名赋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董仲舒等。汉大赋是适应此时客观社会现状的，它所表现的内容大都是宫廷、苑囿、车骑、田猎等，其目的是为了表现出了汉帝国繁荣、强盛的一面。与汉大赋相比，建安抒情小赋更注重作家周围一事一物的描写。据曹植亲手编订的集本《前录自序》中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4]现综观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陈思王集》、清人丁晏《曹集铨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陈王植集》，

存赋54篇（包括残篇）。其中咏物赋17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咏物赋中主要有咏动物类、咏植物类、咏珍奇器物类等，其典型的咏物赋作如：《橘赋》、《槐树赋》、《鹦鹉赋》《蝉赋》、《神龟赋》等。由此可以看出，建安时期赋的描写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汉大赋的宫廷、苑囿、车骑、田猎等至建安抒情小赋的对作家周围一事一物的描写。

（二）、人性的回归

首先我们要弄清什么是人性？所谓人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素质。例如爱情、亲情、友情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等，它具有历史的普遍性。

人性是与个人感情紧密相连的，而个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则是最能体现人性的。在两汉，人们受儒家传统精神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出仕精神，因此个人情感被压抑了，故而汉大赋中很少对个人情感的抒发，表现的往往是国家的强盛、帝王出行的盛况等，所强调的是社会的整体意识，如对国家、社会的看法等。此时的大赋往往是客观的铺述，少有个人的情感。比如写山川，宫廷时，大赋中只是机械地描摹其外表，有时连山川的面貌也是模糊的，给人的印象只是一座抽象的山，把它放在长安可以，放到其他地方也可以。再比如打猎，也看不出作者的爱憎和感情，只知道一些士兵奉皇帝之命去围捕禽兽，他只告诉读者：有一群勇猛的士兵抓住了不少野兽，以此炫耀帝王出猎的盛况，仅此而已。而建安抒情小赋与此大不相同，抒情成分增加了，抒情的范围扩大了。比如曹植的《洛神赋》：作者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人神之间的真挚爱情，但终因“人神之道殊”无从结合而惆怅分离。在这篇赋中作者对洛神的外形神貌和风韵气度都的作了具体的描写，赋中写到她的身体、长相、穿着打扮，还写到女神活泼可爱的一面“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5]再如王粲著名的《登楼赋》，也充满激烈的感情波澜。无论是写景，还是抒发个人感情都是如此。比如：“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6]简简单单26字，既写出了周围的环境，又道出了作者的情感——愁。

总之就抒发情感而言建安抒情小赋与汉大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注重个人情欲的描写。如果说汉代的体物大赋主要表现为：“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汉代主流意识，那么建安抒情小赋则主要承担起抒发作者一己之情的任务。

《孟子》中曾说：“食色，性也。”所以人们很早就看出“衣食男女”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在儒学独尊的时代，男女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情欲时，人们是很难越过儒家思想禁锢的，就更不用说反映到作品中了。而在建安时期描写男女私情和情欲方面的作品很多，而且大都反映在抒情小赋中。比如杨修、王粲和陈琳都写过《神女赋》，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神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