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阮宏玲

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文等纷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一、桐城三祖

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继韩、欧之间。’故其论文严于义法。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第二、第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理为主”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

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据，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据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据派之短。“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而刘、姚二氏又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

诗，专主神韵，宗王、孟、韦、柳之意也。”而从具体的操作来看，“风韵疏淡”的特征之一是“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方苞在理论上拘于“有关系”之说，在创作实践上便不免矜持一些；姚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摆脱了“有关系”之说的束缚，高揭“无关系”之帜，并以神韵说来消释古文作者对时政的热情。他的古文成就较高颇得益于此。

姚鼐标举风格，首先是针对乾嘉时期偏重考据的风尚而言的。考据家的通病是无识，对风格缺少领悟能力即其症候之一。故姚鼐《尚书辨伪序》虽肯定考据以确凿的证据说话，“利以应敌，使护之者若不能出一辞”，但又强调，“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风格往往比所谓的“证据”更有力度。

无论是风格论还是意境论，都属于审美范畴。姚鼐以风格和意境为支柱来构建其古文理论体系，表明他刻意与理学派和考据派划清界限，以凸现其“文人’风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主要包括抒情诗和一部分以抒情写景为主旨的骈文，据萧铎《金楼子·立言》的描述，其特征有三：一是“流连哀思”、“情灵摇荡”，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感染力；二是“绮縠纷披”，讲求藻饰、辞采；三是“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即声律和谐。比照魏晋南北朝对纯文学美感特征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桐城派的宗旨是视古文为纯文学，所以他们讲求“情辞”、音节、神韵、风格，不仅与学术著作划清界限，而且与杂文学划清界限。姚鼐钟情于“文人”风范，实即以纯文学作家自期和自许。

二、骈文派对桐城派的挑战

正是在古文有无资格算“文”的问题上，桐城派遇到了来自骈文派的强有力挑战。

自从唐代的韩、柳确立古文在文章领域的正宗地位以来，骈文一直处于弱势状态。随着清代朴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古典文化素养日渐提高，以驱遣典实、藻丽绚烂为特征的骈文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陈维崧、毛奇龄、胡天游、汪中、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彭兆荪等皆为清代的骈文名家。在这种背景下，骈文家欲与古文家争纯文学正宗，便是一桩自然不过的事了。

早在清初，陈维崧即在《诗选序》中为骈文家受歧视鸣不平。在他提到的几部名著中，《庄子》是子书的代表，《离骚》是抒情诗的代表，《史记》、《汉书》是史书的代表。陈维崧以庾信的骈文名作与这几部书并列，表明了将《哀江南赋》等视为经典的态度。他没有贬抑古文，但如此推重骈文已足以显示出骈文家的自信。不久，毛际可作《陈其年文集序》，热情洋溢地称道陈维崧的骈文说：“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如惊兕乍起，鸷鸟复击，而神龙夭矫于雨雹交集之中。” 二十四年后，毛际可又作《汪蓉洲骈体序》，致力于把握骈文的基本美感特征，即“遥情远致”，“言情则歌泣忽生”；神秀骨清，而又灏气盎然。这样的描述，都是暗指着古文的不足说的，虽然并未明确向古文叫板。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则公然将骈文和古文放在一起比较：“散行”指古文。写骈文必须铺排典实，没有“满腔书卷”便不能胜任，这有助于克服空疏不学、陈陈相因之弊。袁枚傲然宣称，这是骈文胜过古文之处。其《答友人论文第二书》驳“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之论，辞气酣畅淋漓。古文家所赖以自高身价的理由是古文乃“载道”之文，“有关系”，“有用”，而袁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二、所谓“明道”或“文以载道”云云，“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不过是为了“挟持以占地步”而已。这样说来，以藻采面向读者的骈文是胜过名为“明道”而实陈陈相因的古文的。袁枚之外，李兆洛编《骈体文抄》，意在取代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其《骈体文抄序》奇偶兼用，骈散俱重，也体现了为骈文争地盘的用意。

与毛际可、李兆洛等人虽推重骈文，但仍不否定古文的正宗地位有别，乾嘉时期的阮元，以骈文派健将的身份，不容置疑地宣称，古文不配称为“文”，只有骈文才具有“文”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