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阮宏玲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

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文等纷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一、桐城三祖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

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

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

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

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

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继韩、欧之间。

’故其论文严于义法。

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

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

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

第二、第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

“理为主”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

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

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

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

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

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

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

“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

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

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

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据，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

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据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据派之短。

“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

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

而刘、姚二氏又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

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

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

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诗，专主神韵，宗王、孟、韦、柳之意也。

”而从具体的操作来看，“风韵疏淡”的特征之一是“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

方苞在理论上拘于“有关系”之说，在创作实践上便不免矜持一些；姚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摆脱了“有关系”之说的束缚，高揭“无关系”之帜，并以神韵说来消释古文作者对时政的热情。

他的古文成就较高颇得益于此。

姚鼐标举风格，首先是针对乾嘉时期偏重考据的风尚而言的。

考据家的通病是无识，对风格缺少领悟能力即其症候之一。

故姚鼐《尚书辨伪序》虽肯定考据以确凿的证据说话，“利以应敌，使护之者若不能出一辞”，但又强调，“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

风格往往比所谓的“证据”更有力度。

无论是风格论还是意境论，都属于审美范畴。

姚鼐以风格和意境为支柱来构建其古文理论体系，表明他刻意与理学派和考据派划清界限，以凸现其“文人’风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主要包括抒情诗和一部分以抒情写景为主旨的骈文，据萧铎《金楼子·立言》的描述，其特征有三：一是“流连哀思”、“情灵摇荡”，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感染力；二是“绮縠纷披”，讲求藻饰、辞采；三是“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即声律和谐。

比照魏晋南北朝对纯文学美感特征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桐城派的宗旨是视古文为纯文学，所以他们讲求“情辞”、音节、神韵、风格，不仅与学术著作划清界限，而且与杂文学划清界限。

姚鼐钟情于“文人”风范，实即以纯文学作家自期和自许。

二、骈文派对桐城派的挑战正是在古文有无资格算“文”的问题上，桐城派遇到了来自骈文派的强有力挑战。

自从唐代的韩、柳确立古文在文章领域的正宗地位以来，骈文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随着清代朴学的兴起，知识阶层的古典文化素养日渐提高，以驱遣典实、藻丽绚烂为特征的骈文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维崧、毛奇龄、胡天游、汪中、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孙星衍、彭兆荪等皆为清代的骈文名家。

在这种背景下，骈文家欲与古文家争纯文学正宗，便是一桩自然不过的事了。

早在清初，陈维崧即在《诗选序》中为骈文家受歧视鸣不平。

在他提到的几部名著中，《庄子》是子书的代表，《离骚》是抒情诗的代表，《史记》、《汉书》是史书的代表。

陈维崧以庾信的骈文名作与这几部书并列，表明了将《哀江南赋》等视为经典的态度。

他没有贬抑古文，但如此推重骈文已足以显示出骈文家的自信。

不久，毛际可作《陈其年文集序》，热情洋溢地称道陈维崧的骈文说：“言情则歌泣忽生，叙事则本末皆见；至于路尽思穷，忽开一境，如凿山，如坠壑，如惊兕乍起，鸷鸟复击，而神龙夭矫于雨雹交集之中。

” 二十四年后，毛际可又作《汪蓉洲骈体序》，致力于把握骈文的基本美感特征，即“遥情远致”，“言情则歌泣忽生”；神秀骨清，而又灏气盎然。

这样的描述，都是暗指着古文的不足说的，虽然并未明确向古文叫板。

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则公然将骈文和古文放在一起比较：“散行”指古文。

写骈文必须铺排典实，没有“满腔书卷”便不能胜任，这有助于克服空疏不学、陈陈相因之弊。

袁枚傲然宣称，这是骈文胜过古文之处。

其《答友人论文第二书》驳“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之论，辞气酣畅淋漓。

古文家所赖以自高身价的理由是古文乃“载道”之文，“有关系”，“有用”，而袁枚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

”二、所谓“明道”或“文以载道”云云，“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不过是为了“挟持以占地步”而已。

这样说来，以藻采面向读者的骈文是胜过名为“明道”而实陈陈相因的古文的。

袁枚之外，李兆洛编《骈体文抄》，意在取代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其《骈体文抄序》奇偶兼用，骈散俱重，也体现了为骈文争地盘的用意。

与毛际可、李兆洛等人虽推重骈文，但仍不否定古文的正宗地位有别，乾嘉时期的阮元，以骈文派健将的身份，不容置疑地宣称，古文不配称为“文”，只有骈文才具有“文”的资格。

其理论依据是六朝时期的文笔说，而他所擎的大旗则是他称之为“千古文章之祖”、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文言》。

他从训诂入手，推断“文”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必须有韵。

“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

”（阮元《文言说》）所谓“有韵”，并不一定指押脚韵，还兼指句中的平仄协调。

二、文必“多用偶”。

“凡偶，皆文也。

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

”（阮元《文言说》）用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古代作品，其结论是：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

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之正流，终与文章有别。

（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

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

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说经讲学”、“立意为宗”属于学术著作，“传志记事”属于杂文学，骈文属于纯文学。

理学派、汉学派的作品可归入学术著作，史学派的作品可归入杂文学，骈文派的作品可归入纯文学。

那么桐城派呢？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一，阮元却将“义理”、“考据”还给“说经讲学”、“立意为宗”的“经派”、“子派”，将“辞章”还给“沉思翰藻”的骈文派，一点地盘也不给桐城派留下。

这可真算得釜底抽薪了。

桐城派的尴尬处境由此可见。

三、桐城派的地位和影响桐城派的处境虽然一度尴尬，但经由桐城三祖的努力，最终还是成了乾、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古文流派，且影响深远。

从嘉庆初年到道光中叶，前一时期的若干作者，，如姚鼐、恽敬、张惠言、洪亮吉、孙星衍等，都在嘉庆年间去世，这一阶段的桐城晚辈，主要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而梅曾亮“最为大师”。

同治年间，“文风又起。

曾国藩立言有体，济以德功，实集其大成” 。

曾国藩撰《欧阳生文集序》，以桐城文统的传承者自居，备细罗列姚鼐门下的“著籍弟子”和“不著籍弟子”；曾氏幕中的几个主要作者，如张连卿、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亦与曾氏呼应，有桐城之文“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之论。

曾氏论文，以为“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与桐城派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曾氏又加上了“经济”，即经邦济世，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

曾氏一派的文章，又被称为“湘乡之文”。

桐城文统在清末遇到了严峻挑战。

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之际，一种被称为“新文体”的文章风行于报章，其代表作家是梁启超等人。

桐城义法讲究“雅洁”，而“新文体”却不避俗语、土语、外来语。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曾说为文“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如“鸦片馆”之类的词，“自难入文”。

而时值对外交流日渐频繁的清末，许多人目睹“经济无穷，事变日新”，“鸦片馆”这一类词如“火轮车”、“电气车”等，也不免“入文”了（见薛福成《出使四国公牍序》）。

桐城文统，面对时代的巨变，的确难以维系了。

清代的古文流别，除桐城派、湘乡派以外，还有稍后于桐城派的阳湖派，其代表作家是恽敬、张惠言。

阳湖派风格较为雄放，所以有桐城派为儒者之文、阳湖派为策士之文之说。

阳湖派的体系不像桐城派那样完整，人数不多，持续的时间不长，所以影响也比桐城派小得多。

其他作者，如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魏禧、汪琬、戴名世、全祖望，清中叶的袁枚、蒋士栓等，也有不少优秀作品。

四、桐城派研究的新收获由安徽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桐城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日前在安徽大学与桐城市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