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师陶行知

一代名师陶行知（1891—1946）

央视国际2003年09月24日21:18

主持人：一位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学者，回国后却放弃高官厚禄毅然跑到乡下办学，并终身致力于平民教育，这就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界最早认识到农民教育问题重要性的人，是最早广泛提倡妇女也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人，也是第一个开办乡村幼儿园的人。他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教育思想今天仍在广泛推行。1927年1月，在晓庄的村头，贴出了一张别具一格的招生广告：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内容包括：种一天地，智慧测验、常识测验、写一篇作文和5分钟演讲。广告最后还特别申明：少爷、小姐最好不要来。学校招生还贴广告，考试内容又那么新颖，一传十，十传百，晓庄师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陶行知这个名字也迅速流传开来。一个留学生，不在城里教书享福，跑到乡下来办学，这是为什么呢？

陶行知出生在安徽歙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在别人的资助下，他只身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并与后来成为文学大师的胡适相伴就读。1917年，陶行知一回国就脱下西装，换上布衣，做了几年大学老师后，他毅然谢绝了金陵大学校长的职务，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他说：“我本来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曾这样描绘自己：“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黑框眼镜一付，芭蕉扇儿一把。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

陶行知学生高云：办学政府不掏一分钱，全靠陶行知在朋友那儿募捐，经费非常有限。陶行知住在农民家里，晚上和耕牛同睡一屋，可是陶行知在给母亲的信中却这样写到：“知行近

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地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大前天我们造了个毛厕。前天自己做了个浴室，昨天又自己做了个厨房。明天晓庄学校行开学礼。”

晓庄开学了，这是一所全新教育理念的学校。学生在一天中要参加学术演讲、专题讨论、下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等各种学用结合的内容，陶行知强调要到生活中、社会中去受教育而不是死啃书本，不仅要向读书人学，更要向农夫学习本领，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对当时只重视高等教育的中国教育界来说，无疑是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中国陶研会副会长，原江苏教育厅厅长罗明：当时在晓庄附近盗匪猖獗，一次土匪给学校寄来了恐吓信：“陶行知先生，弟兄们要回家，商借大洋三百，请将钱款放在村东的大树旁。”结果，陶行知在大树杆上贴了一封回信：“我为穷人办学，大洋三百没有，请来晓庄读书，读书明理做好人。”

陶行知学生高云：“我们都称他陶老夫子”

晓庄师范在全国乃至国际上迅速产生影响，在晓庄地区，陶行知还先后办了十几所小学和幼儿园，陶行知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大，土匪也不敢轻易下手。陶行知更坚定了要让千百万农民出头受教育的信念，他觉得教育救国的理想不能只靠少数精英，只有依靠人民大众普遍的素质提高才能实现。他决心要“筹集一百万元资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陶行知越干越欢。翻开1930年初他给自己制定的全年计划中，计划在晓庄晨会演讲50次，给乡村教育同志复信七百封，筹划募捐办学款5万元，还写着：种一分果园，学烧菜四样，看书1800万字，还债一千元。”但在这样一份计划清单中看不出他与国民党政府沟通的打算，正是他的清高遭来了“横祸”，蒋介石亲自以培养闹事学生为由密令封闭晓庄。1930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派出五百军警，强行封闭南京郊外的晓庄学校，并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为由，对校长陶行知进行通缉。陶行知没想到含辛茹苦为之奋斗五年的晓庄事业竟毁于一旦。

原南京陶行知纪念馆馆长辛国俊：“他在实践中有时太理想化，他创办学校，设计教育运动时太浪漫，想象得脱离实际，所以会碰壁。”

晓庄失败了。陶行知在上海和日本避难，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陶行知一生中曾三次给自己改名。父母给他取名陶文浚，到了19岁，读大学期间深受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影响，给自己改名“陶知行”，认为“知是行之始”，认识先于实践。但很快，他认识到其

中的唯心论色彩，于是把王阳明的学说翻了个个儿，提出“行是知之始”，有实践才有认识。到了43岁时，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不过，陶行知很快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认识的更高阶段，他曾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就是他的“行-知-行”理论。为了在名字中反映这一思想，他还创造了一个字。这个字既像“行知”，又像“知行”，代表“行知行”的意思。

这样的哲学思想注定陶行知不会轻言放弃，就在晓庄被封两个星期后，他应邀在给新安小学题词时就写下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著名诗句。晓庄的失败虽然对他打击很大，但他说：“晓庄可毁，爱不可灭。”在日本避难一年后，他回到国内，开始尝试在上海郊区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办学。

工学团是陶行知发明的半工半读的办学模式，在国民党控制下，要在农村办个正规学校很难，陶行知就把孩子三五成群地集中起来，因地制宜地学习，半工半读，将学校、工场、社会打成一片。

办学经费依然靠陶行知在朋友处募捐。工学团的组成慢慢地从孩子扩展到成人，种棉花的农民成立了棉花工学团，一群妇女集中起来就是妇女工学团，上课地点选在某户人家的亭子间，就取名叫“亭子间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的规模，并在全国推广开来。陶行知在当地名声很大。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难当头，陶行知以民主知名人士的身份出访二十六国宣传抗日，回国后，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才幼苗在战争中枯萎，他想办一所专门招收难童和孤儿的学校，1939年，重庆育才学校就这样诞生了。

育才办的完全是活的教育，陶行知提出一系列创造教育理论，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时间和空间。吕长春今天对育才学校的校歌《手脑相长歌》还记忆犹新。

育才学校办得很艰难，陶行知一个人靠四处募捐要养活二百多个人，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天天和米价赛跑，别人劝他：你这是在抱着石头游泳，他却说，我是在抱着爱人游泳。陶行知和吴树琴结婚了，他们都属兔，但吴树琴比陶先生小两轮。

婚礼非常简朴，陶行知自己书写了一份结婚证书：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偶然发点脾气，也要规劝勉励，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上努力，追求真理，抗战到底，为着大我，忘却小己，直等到最后胜利再从容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这是他们的结婚照，也是结婚七年中惟一一张两人的合影，可惜抗战胜利不久陶行知就先走了，两人没有孩子。学生就是陶行知的孩子，他对学生的爱是无止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