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与骈文之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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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与骈文之同异
此文发表于《中华辞赋》2012年第1期,港总第25期
辞赋与骈文之同异
刘梦芙
本文节选自刘梦芙长篇论文《饶宗颐先生辞赋与骈文初探》,亦为作者于中华辞赋北京高峰论坛之发言。
“赋”又称“辞赋”,此一名词,包含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之义。“赋”原属《诗经》“六义”之一,所谓“风、雅、颂、赋、比、兴”,铺叙其事曰“赋”,后人理解为作诗的一种表现手法。但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所著《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则视赋为诗之一体,是一种不配乐歌唱而朗诵的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称班固之说为“探本之论”,并详加辨析,此不具引。最早出现“赋”名是战国时期荀子的《赋篇》,宋玉亦有《风赋》,汉人将《楚辞》中作品通称为赋,辞、赋不分,或单称或合称,意义无所区别。总之,赋源于古诗,扩展于《楚辞》,并融入先秦散文成分,至汉代形成固定体制,铺张扬厉,气势恢宏,称为“大赋”。经魏晋六朝至唐代,演变为各种体式,既有仿古的骚体赋、诗体赋、文赋,又有后起的骈赋(俳赋)、律赋、新文赋,其特点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骈文之“骈”,本意为两马并驾一车,诗文中对仗句式即取“骈”字引申之义,演变为文体后,句法以两两相对为主,故名骈文。先秦两汉文章中已有骈句,正式形成文体则在魏晋,繁荣于南北朝,到唐宋时因文中多用四字句与六字句,故又称“四六文”。六朝骈文虽盛,但只有“文”、“笔”之辨,并无骈、散之名,即以此类对偶之文为文章之正格,其下者往往堆积典实,炫耀词藻,陈陈相因,言之无物。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起而纠之,提倡散体古文,废八代之辞藻,主
以气势行文。此后,称其用对偶之文为骈文,与散文相对。骈文的句式讲求词义、词性、语法结构和平仄声调两两相对,具有平衡匀称、音节和谐之美,兼以大量用典与藻饰,风格上含蓄雅丽,无数文士为此呕心沥血,是将古代汉语之优长发挥到极致的美文,同时又是一种用途甚广的实用文。
辞赋与骈文,是相对独立而又交互涵盖的关系。辞赋盛于两汉,文体之成熟期早于骈文,汉赋为数百年文学之代表;赋体与篇幅相对短小之诗、与参差不齐之散文分疆划界,有其独立性。但骈文与赋之关系,则难于截然区分。古今多有论者论及骈文时不取骈赋,如清人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民国初王文濡编《清代骈文评注读本》、近人谭家健主编《历代骈文名篇注析》皆摈骈赋于骈文之外。谭氏认为:“辞赋与骈文虽有交叉关系(如六朝骈赋),但它毕竟是一种独立文体,其产生比骈文早,形式变化比骈文多,其发展大体与骈文平行,应当自成体派。故本文和本书所谓骈文,都不包括辞赋”。莫道才先生指出这种观点“犯了逻辑错误,即偷换概念的错误。辞赋和骈赋不是同一的概念,通过否定骈文包括辞赋不能得出骈文不包括骈赋的结论。……辞赋是从铺排的表现手法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文体,而骈文是从对仗手法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文体。两者划分的原则是不同的,固然可以说是平行发展的,但两者必然是互相交叉的,这交叉部分为双方共同拥有。骈赋既是辞赋的一部分,也是骈文的一部分,因为它具有双方的特殊本质。所以,虽然骈文不等于辞赋,但骈文是包涵辞赋中的骈赋的。正鉴于此,我们认为骈文的义界涵盖了骈赋(当然也包括骈体律赋)”。莫先生依据辞赋与骈文划分的原则,辨其异而见其同,说明骈文应包括辞赋中的骈赋,言外之意是辞赋的其它体式如骚体赋、汉大赋、文赋等不属于骈文。但仍有学者不按辞赋重铺排、骈文主对偶的分体原则,如晚清王先谦编《骈文类纂》,将《楚辞》、两汉大赋以及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文赋、骈赋之代表作归为“辞赋类”统统收入;今人周振甫先生编《骈文精萃》,选入宋玉《风赋》、潘岳《闲居赋》、谢庄《月赋》、江淹《别赋》、萧纲《晚春赋》、萧绎《采莲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后赤壁赋》,体式多样,
不仅仅是骈赋。
饶先生所著《清晖集》(海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标名为“饶宗颐韵文骈文创作合集”,“韵文集”由三部分组成:赋(《蒲甘赋》至《词榻赋》共13篇)、诗、词;“骈文集”收文30篇,包括颂、译诗、赞、铭、文、书序、序例、启、寿序、赠序、题图、画展自叙等多种体式。但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十四中,却将《清晖集》中赋13篇连同骈文之颂、赞、译诗、铭、文、书序、启、题图诸篇统统编为《选堂赋存》,无辞赋与骈文之区别。大学者如饶先生对自家作品之分类前后不统一,亦未说明理由,由此可见辞赋与骈文共同之处颇多,二体互涵,很难作明晰的区别。笔者考查文献,经多方比较,以为骈文与辞赋同异之处约有数端:(一)相同之处:文章艺术即表现手法与修辞方面都有排比、对偶、用典、藻饰、声调等特点。莫道才先生所言“辞赋从铺排的表现手法发展而来”、“骈文从对仗手法发展而来”的分体原则只能是从起源处而言,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融会贯通,骈文有大量铺陈,辞赋亦多用对仗;用典隶事、词藻华美,更是辞赋与骈文的共同特征。至于语句平仄声调的两两互对,辞赋中的骈赋(尤其是沈约等人发明四声之后的骈赋)、律赋与骈文中的四六文几无区别。正因辞赋与骈文在艺术方面多有趋同之处,所以学者编文,合为一类。即使是唐宋出现的新体文赋,如《秋声赋》、《前后赤壁赋》,在使用散文句式的同时,也夹杂大量的骈句。
(二)相异之处:
1、辞赋有多种体式,如前文所举骚体赋、诗体赋、大赋、文赋、骈赋、律赋等,是从艺术风格上分类。无论其内容是抒情叙事、还是写景状物,就总体而言,都属于文学。而骈文之应用较辞赋远为广阔,如王先谦《骈文类纂》分为论说、序跋、表奏、书启、赠序、诏令、檄移、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吊、杂文、辞赋,名目繁多;莫道才《骈文通论》分为骈赋、骈序、骈书、公牍骈文、碑志与祭诔骈文、铭箴赞骈文,除辞赋、骈赋在艺术风格上类似外,其它骈体之分类大都着眼于应用对象和内容之不同。因而部分骈文虽有文学
色彩,更多属于实用之文。举凡一切文章,只要文中以骈句为主,即可视为骈文,也就是说,骈文兼具美文(文学)与应用文(含学术论文与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之双重特点。
2、辞赋多用韵(隔句末一字押相同、相近的韵)。骚体赋、大赋、骈赋、文赋几句一换韵无严格规定,律赋用韵有固定程式(如以题目各字之次序为一篇之韵)。骈文则可用韵亦可不用韵,名篇如王勃《滕王阁序》通篇皆不押脚韵。有人说四六文上下句中平仄相对也是用韵,如此则漫无标准,笔者并不认同。
根据以上判断,饶先生《清晖集》中编入骈文的《汩罗吊屈子文》、《长沙吊贾生文》、《常熟吊柳蘼芜文》共三篇,通篇用“兮”字句并押韵,含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实为骚体赋。而《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选堂赋存》中的颂、赞、铭、启、书序、寿序、题图文之类,应为骈文而不是“赋”。总之,骈文可以包含辞赋,辞赋却不等同于骈文中的实用文,作此区分,是为了强调辞赋的文学独立性。饶先生多篇骈文虽兼有文学性,但既立骈文之名,与标准之辞赋就得有所区别,混而不分,不便于读者把握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