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进入艺术研究

符号学进入艺术研究

段炼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拙著《视觉文化符号学》的一小节，此节对符号学及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符号解读方法作概略介绍，述及索绪尔和皮尔斯的基本符号概念、结构主义符号阐释、解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符号研究等。如果读者已具备了这一学科的常识，则可跳过本节的前半部分，直接从后半部分读起。

一、符号研究的起源

符号（sign）是指示事物的标记，符号学则是对符号及其指示特征和表意机制的研究。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semeiotikos，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370年）创用，意为“症状观察”。对医生来说，观察病人身体出现的外部症状（semeion记号），如色斑、痕迹之类，可以洞察其内在疾病。用符号学术语说，就是人体外在的可见标记，能够揭示内在的不可见的实质。这外在和内在的关系，是一物指示另一物，这样的指示和表意关系，是符号现象的本质。

比希波克拉底稍晚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符号现象引入哲学研究，指出一个书写文字所指示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文字之外的事物，不仅是具体的某一事物，而且是具有相似性的相关事物。例如“圆”字的所指是圆圈的形状，这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圆圈，更可以是泛指各种大小、质地、用途的圆圈。柏拉图对符号现象的引申，使符号的形态超越了视觉的局限和个别性的局限，从而获得了抽象性和一般性，其所指可以是一个概念，例如关于“圆”的概念，由此大大拓展了符号研究的领域。在柏拉图的语境中，符号的功能是再现的，也即以“圆”字来再现圆的形态和圆的概念。符号的再现性，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研究符号现象的关注要点。

这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对符号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们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则预示了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符号研究。

启蒙时期最重要的符号研究，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波音索特（John Poinsot,1589-1644）给符号所下的定义。他在1632年出版的《符号论》中指出，符号居于思维与事物之间，其功能在于使人将思想与现实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符号可以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周围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人对现实的理解。启蒙时期英国的另一位大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其1690年出版的巨著《论人类理解力》中，正式将符号研究纳入哲学研究中，使符号学具备了初形，并启迪了随后两百年中欧洲思想家们对符号学的关注，从而使现代符号学得以诞生。

现代符号学发展于二十世纪，研究对象是符号及表意机制，其理论源头主要有二，一是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二元符号论，另一是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三元符号论。前者代表了以法语进行表述的欧洲学派，后者代表了以英语进行表述的美国学派。其始，两者间并无交流和相互影响，而是各有一套术语，就连“符号学”一词也各不相同，索绪尔用semiologie （semiology），皮尔斯用semiotics。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术语各有偏重，代表了不同的关注对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一般学者都认为二者大同小异，可以互换。本文对术语问题持后一种看法，故不辨析二词之异，却聚焦于二者对符号现象的不同解说。

尽管索绪尔指出一个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但一般人常将“符号”一词与“能指”一词混为一谈，而在普通的符号话语中，这样合二为一反而方便人们使用。在此前提下，人们通常也将皮尔斯所说的“再现体”（representamen），或译“再现者”，认同于索绪尔的能指。如果我们接受常人的这种看法，那么关于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联系，就可以说是皮尔斯将索绪尔的能指细分为三种，即使用像似符的图标再现、使用指示符的索引再现、使用规约符

的象征再现，三者也称图标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符号。下面先解说索绪尔，再解说皮尔斯，以及后续发展。

二、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

索绪尔于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矿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索绪尔自幼就显示了语言天分，后入日内瓦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习古代语言，专攻拉丁文、古希腊文和梵文。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写出了研究印欧语言的学术专著，并于1880年获得梵文博士学位。同年，索绪尔前往巴黎教授梵文和欧洲古代语言，直到1891年才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任梵文和印欧语言教授。自1907年至1911年，索绪尔讲授语言学概论，试图将授课内容写作成书，但未能如愿，并于1913年去世。后来，索绪尔的两位学生根据授课材料和课堂笔记，将此课内容整理成书，于1916年出版，书名《普通语言学教程》，署名索绪尔，是为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基石之一。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内容丰富，也相对复杂，其中与符号学直接相关的，是索绪尔关于音像关系和语言结构的概念。在索绪尔的学说中，所谓符号（sign）是个表意系统，是以一物来指示另一物，而符号的二元性，就在于这“一物”和“另一物”合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这一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大关键。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第一章是《语言符号的本质》，该章第一节讨论符号、能指、所指三个概念及其关系，尤其是心理关系。索绪尔说：“语言符号并非连接某物及其命名，而是连接某一概念及其音像实体”。他解释说，所谓音像实体，“并不是一个具体事物，而是某个声音所赋予的心理印记，能使我们理解事物”[1]。我且用汉字举例来说明之：如“山”这个字符的声音shan,可以唤起我们大脑里关于汉字“山”这一字形的心理印记，也进一步唤起我们大脑里关于

山之自然形象的记忆。索绪尔说：“概念与音像的组合，我称之为符号”。他这样厘清自己的术语：“我用‘符号’一语来指概念与音像的组合，用‘所指’来指概念，用‘能指’来指音像”[2]。这样说来，“山”字的发音和图像是能指，我们记忆里关于“山”的概念是所指，无论我们听到shan之声，还是看见“山”之字，我们头脑里都会出现关于“山”的概念。“山”的图像可以是这个汉字的书写字形，也可以是图画或照片里的山，还可以是现实中的山。

能指和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索绪尔符号学也因此被称为二元符号学，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则是索绪尔符号学的要义，他对这关系有两条解释，或称两条原则。其一，符号的本质是任意的，也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不是必然的，二者间没有内在联系。不过，若说欧洲语言中“山”的音像与山的概念没有内在联系，那么在汉语中却有所联系，因为汉字“山”是象形字，其字形来自先民造字时头脑中对山的自然形象的记忆，来自造字者对“山”这一概念的形象理解。当然，汉语“山”的发音shan，可能与山的概念没有内在联系，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任意的以音示意。其二，索绪尔也注意到了声音能指与图像能指的不同，当他解释第二条原则时，便说能指的示意过程是线性的，是单向度的，尤其是声音的示意过程简单而直接，因为声音的表意是历时性的，发音和倾听都是一个时间过程。相反，图像能指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是空间性的，因此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3]。正是第二条原则中图像能指的多向度特征，或称多维性，才使我们能够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引入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并建立视觉文化符号学。

后来一些学者在解读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时，或有简单化倾向，笼统地将符号说成能指，将符号的意义说成所指[4]，而普通人更是接受了这样的解读，于是索绪尔符号学就成了能指表示所指的符号学。由于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索绪尔理论，所以不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会迁就这种大众化的简单解读。但是我在此想要说明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多向度关系，是符号学之于视觉文化研究与图像解读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