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综述_郑梅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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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盈余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及其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众多契约均与盈余信息存在密切联系，会计盈余也因其具有被操纵性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盈余管理理论与经验研究方法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并进行讨论。

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定义存在差异。盈余信息是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判断的重要依据，也是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执行情况最终结果。因此，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信息观视角和会计准则范围视角的定义。

信息观视角定义，主要源于美国会计学家Schipper的观点，他认为盈余管理实质是企业管理当局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和干涉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如，魏明海（2000）将盈余管理定义为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会计准则范围视角的定义，主要源于美国会计学家Scott 的观点，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

国内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郑梅莲 霍冉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盈余管理研究是经验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盈余管理的概念、动机、手段和影响因素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学者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在借鉴国外盈余管理理论与经验研究方法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点开始的盈余管理研究进行了回顾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盈余管理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关键词：盈余管理；动机与手段；影响因素检测方法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8089（2013）10-0007-03

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如，刘杰（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的管理层在某种利益的驱动下，在法律和公认会计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利润进行人为的操纵和管理，使其个人效用最大化或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营行为。

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①盈余管理的实施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或管理当局的控制人）；②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对外报告的盈余信息（即会计收益）；③盈余管理是利益驱动的结果；④盈余管理的手段是综合运用会计和非会计手段实现会计收益的控制和调整。

二、盈余管理的动机

企业是一个法律的虚构，是一个契约的集合（Jensen & Meckling，1976）。作为一系列契约连接点的企业（公司），与外界存在许多的契约关系与利益关联。企业管理当局必然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或非会计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国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者们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大量探索，Dechow和Skinner（2000）通过对四类盈余管理的研究，将盈余管理的动机划分为三个大类：①资本市场动机；②契约动机；③规避监管的动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大量探索，相关研究以资本市场动机研究为主；随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薪酬合约动机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一）资本市场动机

资本市场动机指公司管理层在一系列资本市场活动过程中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学者普遍认为IPO、配

作者简介：郑梅莲，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市场管理。

霍 冉，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本市场管理。

经济研究

现代物业・现代经济 2013年第12卷第10期

现代物业・现代经济 2013年第12卷第10期

股增发、避免被ST或者摘牌是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林舒和魏明海（2000）对1992-1995年的A股IPO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尽管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报告收益存在差异，但总体呈现IPO前三年的报告收益升高而IPO当年报告收益下滑甚至显著下降的现象。如，工业企业在IPO的前一年与前两年，报告收益达到最大，然后在IPO当年显著下降；房地产企业在IPO第三年之前报告利润都表现得较为平滑，在第三年则出现了显著下降。孙铮和王跃堂（1999）通过检验盈余分布状况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中的配股现象、微利现象以及重亏现象。陈小悦等（2000）对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区间研究也发现上市公司的ROE 分布在符合配股要求（10％-12％）区间分布异常，即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生命线”而操纵报告盈余。杨旭东和莫小鹏（2006）对三次配股改革进行了总结，指出配股政策对盈余管理具有导向作用，随着配股政策的改变，ROE的异常区间会随之改变。陆建桥（1999）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为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亏损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在亏损及其前后年度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张昕（2008）、陈武朝和王可昕（2011）的研究表明扭亏或保零盈余行为更集中地发生在第四季度。

（二）契约动机

企业是契约的连接点，会计盈余作为各种契约约束运用最广泛的指标，企业管理层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存在盈余管理中的契约动机。在企业的各种契约中，以债务契约和高管报酬契约最为典型，国外契约动机研究主要集中于债务契约和管理者报酬契约动机的研究。我国企业的债务融资以银行借贷为主，债权债务关系相对简单，国内从债务契约角度对盈余管理动机展开研究较为缺乏。

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盈余管理成为管理者用来保障自身利益并进而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工具。我国从管理者报酬契约角度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较少，结果也不尽相同。李延喜等（2007）将高管薪酬作为薪酬激励的代理变量进行了研究，证实了薪酬激励是上市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的一个基本诱因；而对于调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薪酬激励的作用却并不明显。与李延喜等不同，罗玫和陈运森（2010）首次专门对管理者报酬契约进行了研究，发现建立与会计盈余业绩相连的薪酬激励机制并没有使上市公司采取更多调节利润的会计手段，这一机制不会影响高管操纵盈余的程度。

（三）监督动机

上市公司也可能为了应对来自诸如证券监管、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而进行盈余管理。如陈和袁（2004）发现，为了达到中国证监会所要求的配股资格，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

国有企业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截至2011年12月，国企总市值占中国股市总市值的80%（郎咸平，2013）。政府为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很多监管，但这些监管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是否有影响，国内还鲜有相关研究。

三、盈余管理的手段

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这种手段存在于资产和负债的大多数账户。陆建桥（1999）发现，营运资金项目因为会计选择的余地较大，通常被视为是一种便捷而且形似正当的盈余管理工具。资产减值方面，赵春光（2006）得出转回和计提减值准备可以被企业用来避免亏损和平滑利润。叶建芳等（2009）则对金融资产与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得出在初始划分点，金融资产较多的公司倾向于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盈余管理和收益平滑提供“蓄水池”。

第二，构建真实的经济交易事项。赵爽（2005）以1995年到2000年亏损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在扭亏年度，有50%的公司通过影响线下项目的交易安排来实现扭亏，主要途径是资产重组等，另外还有6%的公司靠政府补贴摘掉了亏损的帽子。

第三，改变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某种目标盈余。这种手段即所谓的实际盈余管理，主要包括：（1）操纵支出和费用；（2）打折销售以增加短期销售收入；（3）增加产量以降低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等。

四、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盈余管理存在负面效应。如何限制盈余管理行为，成为政府等监管者、会计准则制订者、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尤其关心的问题。

（一）法律体系因素

从法律体系角度来考察盈余管理行为，是一个大的突破。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效率，直接决定了盈余管理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和成本以及能否较好地对其进行约束。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高雷和张杰，2008；潘越等，2010）的研究中已经将法律体系作为变量加入到考虑因素中，但是，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法律体系与盈余管理的研究。

（二）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对于盈余管理来说即通过提高社会诚信、社会道德水准，来约束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社会资本是替代法律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机制（潘越，2009）。

潘越、吴超鹏和史晓康（2010）首次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IPO盈余管理，以1998-2007年进行IPO的A股公司为

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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