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学术渊源
章学诚的文学发展史论及其现实意义
30 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015·10 古代文学理论发微
《诗》教。 章氏不仅从语言形式上论证了战国之文
源出于《诗》教,而且还从内容上分析了战国之 文实为声《诗》之演变。他在《诗教下》又说:
裔”訛 輶 輦,对此,章氏梳理道: 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 《易》教
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 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 旨归赏罚, 《春秋》教也。訛 輷 輦(《诗教上》)
战国之文溯源于六艺之文,尤其是继承了 《诗》教“存乎咏叹,近乎比兴”的文学传统。章 氏具体论述道: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 诸 赋 ,苏 、张 纵 横 六 国 ,侈 陈 形 势 之 遗 也 ;《上 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 难》、 《解嘲》,屈原之《渔父》、 《卜居》、庄周之惠 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 《连珠》之所 肇也。訛 輷 輧(《诗教上》)
“文体备”指文章体裁的完备,当然,章氏 所说文体,非指一切文体,当指战国时期已基 本成型的传统文体,例如后世出现的词、曲等 文体,则并不包括在内。正如杜明通所论: “章 氏所论,系谓传统文体备于战国,我们也可以 说现在流行的普遍散文,包含议论文、说明文、 记叙文、抒情文、描写五种,也是春秋战国早已 成型的。”訛 輮 輨
古代文学理论发微 2015·10 文艺评论 29
样定义诗内涵的角度出发,章学诚在《诗教下》 中指出: “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 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于六义之教 也。”訛 輴 輥也就是说,声韵之体,并非都属于诗,后 世的诗赋创作,也不尽都符合六义标准的,诚 如严杰与武秀成所说: “诗是自抒情志的,则言 情达志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出自《诗》教。从 审视内容出发,就可以说有韵者不一定是诗, 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訛 輵 輥因此,章氏沿波讨源,振 叶寻根,溯书面文学之源于六艺,尤其源于以 《诗经》为核心的“诗教”。归结地说,章学诚从 六经皆先王治天下的政典出发,从文学表达内 心情志的本质出发,为书面文学找到了诗教这 个源头, “诗”这一概念就由原属经学范畴的 “诗教”概念发展为文学的本体概念,进而更将 “诗”这一概念扩充为一个包含了纯文学全体 的范畴。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周虹(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一、创作宗旨: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章学诚的文章及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文章”二字在章学诚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
章学诚认为,写文章必须首先明确写作目的和宗旨。
他多次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了“宗旨”一词,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古代经典文章“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
他批评当时许多作文之士,“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特别是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完全是“不求宗旨”、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
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在《诗话》中,他又批评“诗话论诗,全失宗旨”。
章学诚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明道经世”四个字,即文以明道,经世致用。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变化发展之道。
他专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文章,反复阐述“道不离器”“义理不可空言”。
在《匡谬》中,他甚至提出了“盈天地间惟万物”的著名唯物论观点。
正是从“道不离器”的哲学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理论,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
写文章搞创作,就是要探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道”,“求其是”,“思其所以然”。
《原道(上)》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
”《与史余村简》也说:“文求其是耳。
”《朱陆》则反复强调:“学求其是”“实,学求是”。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更是指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补于世”、可以“救世扶偏”的具体方略。
《与史余村》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俗嫌》又说:“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
中国历史故事-清朝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简介 章学诚是怎么死的?
中国历史故事-清朝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简介章学诚是怎么死的?人物档案姓名:章学诚外文名:zhangxuecheng字:实斋号:少岩别名:章实斋、章文酕、章文镳、少岩先生国家:中国民族:汉族所处朝代:清朝出生地:中国浙江绍兴出生时间:公元1738年去世时间:公元1801年职业:史学家、文学家代表作品:《文史通义》主要成就:“六经皆史”之论章学诚生于公元1738年,去世于公元1801年,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以及文学家,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理论。
章学诚原来不叫“学诚”,而叫章文酕、章文镳,字实斋,号少岩,为浙江会稽人氏。
章学诚自小就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学的浓厚兴趣,从小勤奋好学,立志追求学问。
肄业国子监两年后,章学诚二十八岁,随后跟随京师大学士朱筠学习。
朱筠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不仅自身学识丰富,而且家中藏书众多,章学诚在这儿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他遍览朱筠家中藏书,时常与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识增长非常迅速。
可以说这段时间,是章学诚学问增长的高峰时期。
乾隆四十二年,章学诚参加乡试中举人,第二年便进士及第。
初为国子监典籍,在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教学,随后入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章学诚虽然为进士出身,按理可以为官,但是章学诚自己却并不愿意进入仕途,反而沉醉在编书之中。
从他二十七岁的时候,与自己的父亲一起编撰《天门县志》开始,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的二十年间,一共纂修或参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
这还是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预修的地方志。
在长期的实践中,章学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想。
他自己对数十年的编撰历史进行总结,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
人都说在理论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正是在持续不断的纂修史志的过程中,他开始系统的总结和完善自己的史学思想。
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882021年第1期总第379期VIEW ON PUBLISHING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文/黄聿龙【摘 要】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
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
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
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
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关 键 词】尚书;春秋;史意;因事命篇;别识心裁【作者单位】 黄聿龙,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45-1216/g2.2021.01.026《文史通义·书教》篇,反映了章学诚晚年的史学见解,认为《尚书》是史撰的最高典范,《春秋》则是其流变。
《书教》篇通过阐发《尚书》精义,为其史学宗旨与书写范式寻求经学依据。
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方志立三书议》于《书教》篇旨意亦多有阐发,可合而观之。
一、史意相承:《尚书》《春秋》本一家之学“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在这个前提下,章学诚认为“《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后人以记言、记事强分为二家,乃“不能究六艺之深耳”。
第一,就书写范式而言,《春秋》“比事属辞有成例”与《尚书》“因事命篇无成法”一脉相承,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体现。
《尚书》之所以能够因事命篇、不拘成法,是以周代史官记注完备为前提的。
章学诚认为“《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上至邦国大事,下至地方事务,皆为史官所记载保存。
“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
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
章学诚及其编纂理论
一、章学诚其人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他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
原名为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他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
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1],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
自31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2]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
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共100多卷。
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26岁肄业国子监。
28岁在京师师从大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论文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
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
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
”[①]白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的民族,历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历史和评论史学的实践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认识,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
在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具有代表性。
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楬橥章学诚史学遗产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有助于对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做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历史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起始甚早。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争鸣的主要问题之一。
自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形成以后,历代史家自觉探究历史演变的形式及其法则,形成绵延不绝的史学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中,尽管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认识,然而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历史进步观念。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在关于社会历史演变的认识上表现出明确的历史进步观念。
第一,章学诚客观地考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形式及其演变法则。
章学诚论述人类社会的形成,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
……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②]。
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某些圣人偶然设想出来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摘要:分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语源本意。
在此基础上认为,前人对目录文化职能之思考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类例别白学术。
类例是工具,别白学术是目的。
章学诚提出“辨考”命题,强调书目在别白学术之外,还有揭示源流的用意。
而作为手段,解题、序言和类例同等重要。
并且,前人措意的类例尚不全面,尤其没有看到互著和别裁作为变通手段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下简称辨考)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定论久孚的核心命题,但章学诚本人笃于自信,未遑定义。
后学沿波,每为章氏卓识而低徊、感佩,然亦无人对辨考概念作深度剖析。
事实上,后人之理解和辨考的真正内涵有一定区别,值得仔细辨明。
1 辨考的语源本意1.1 释“辨章”《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史记·五帝本纪》:“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后汉书·刘恺传》“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注云:“《尚书》曰‘九族既睦,辩章百姓’,郑玄注云‘辩,别也。
章,明也’。
”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平章百姓》认为平章、便章、辩章中的平、便、辩三字互为通假,义为辨别。
而首用辨章一词者,以班固《典引》“躬逢天经,惇睦辨章之化洽”为最早。
《典引》收入《文选》卷四十八,李善注云:“《尚书·尧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辨与便古字通也。
”今按:平、便、辩、辨四字在上古皆为并母元部字,既为双声,又是叠韵。
在反映中古声韵面貌的《广韵》中,平、便是并母仙韵,辩、辨是并母狝韵,四字双声。
而仙、狝二韵皆为山摄开口三等韵,区别只在仙韵为平声,狝韵为上声。
所以,平、便、辩、辨四字语音近同而互为通假。
总上,辨章一词可以上溯到《尚书》,意为“辨别之,使之彰明”,语法上有动补性质。
辨章用于文献整理,似亦以班固为最早。
班氏《答宾戏》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
”《答宾戏》收入《文选》卷四十五,注曰:“项岱曰:司,主也;籍,书籍也。
章学诚
史 学 观 点
他讣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亊、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 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 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亊则齐桓晋文,其文则 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癿 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 癿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癿目癿。
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 反对“桐城派” 癿与讲“义法”,袁枚癿与讲“性 灵”。他在《文德》、《不朱少白论文》中,讣为作文要 “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 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亊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 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讣为“是以学文之亊,可 授受者觃矩方囿,其丌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 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 才是论文癿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癿“文法论”。在 《史德》中,讣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 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 新),“亦期用世”。在《古文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弊》中,反对“丌达时 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 “削足适履”等等 丌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癿作用。所作癿文章也疏 畅条达,以议论胜。
章学诚癿经世致用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 “学诚读书著 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 二世教民录,人心风俗,未尝丌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 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癿“世教”,当然是 指儒家癿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癿历史局限所在,丌 过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癿这一观点,在 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癿,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迚步意义。
章学诚的相关名言 1、文辞犹金石也,志识炉锤也。 2、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 3、读书如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 病
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二是要破除“六经”是圣人以“天纵之圣”创造出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秘观点,真正认识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章学诚极其雄辩地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都是由于事物发展客观趋势推动下“不得不然”的产物:“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顶礼膜拜,认为圣人之教和经书所载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形成泥古、僵化的观点。章学诚针锋相对,论证“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章学诚提出的观点,虽很朴实,却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道”,并不是圣人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命题,而且在现实层面上对于端正学风和发挥学术经世意义深远。章氏的论述,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礼论》中的朴素唯物观点,而又更为深刻,达到更高境界,所以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说:章氏好像洞悉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
_辨章学术_考镜源流_批评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批评李 冰 〔摘 要〕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多被称为我国目录学之目的、任务、核心和优良传统。
笔者认为不妥。
〔关键词〕 批评 目录学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
而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从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便多被称为我国目录学的任务、目的、核心和优良传统。
但我以为不妥。
第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是目录学的目的和任务。
目录的功用当然是多方面的,它能反映一代藏书之盛及学术概貌,但是编目的目的毕竟主要是为便利收藏取用,让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即从刘向父子而言,也是因为汉成帝“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诏向等校书。
刘向分理群书,校勘定本,缮写清本,并吸取了《书》序、《诗》序、《史记》太史公自序等经验编写叙录。
刘歆总理群书,把校定的13万卷书分别部居为六略三十八种,编成了我国历史上首部国家藏书分类目录《七略》。
《七略》作为藏书的纲纪,其目的和功用也是为了收藏取用的便利,而非为了“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第二,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应该是学术史的任务。
我国古代书目都是分类目录,因此,目录的立类和一书的归类必然与图书的学术内容相关。
但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而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是各学科,二者既相联系又有矛盾。
假如硬要用目录学去讨论学术史,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其实章学诚也知道这个矛盾。
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第十四》中说:“司马迁之叙载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艺文》也,密而舛。
盖迁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
迁于《十二诸侯表序》既推《春秋》为主,则左邱、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以次,论其体例,则《春秋》之支系也。
至于孟、荀、公孙固、韩非诸书,命意各殊,与春秋之部不相附丽;然论辨纪述,多及春秋时事,则约略记之,盖《春秋》之旁证也。
章学诚的学术渊源
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 2012No.4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为主流,章学诚却走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路子。
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学者对其“六经皆史”论有诸多的探索,而对于其整体学术的源自却鲜少提及。
为什么在乾嘉时代会产生章学诚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呢?本文试从章学诚整体学术渊源的角度,采用文献整理和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代学术背景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看,经学是清学的主流,史学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事实上,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经史并重,清政府又开《明史》馆,招募天下英才,因此,经学与史学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明史的修成,经学与小学的地位开始突出,“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五艺了”。
至乾隆、嘉庆年间,经学达到鼎盛,“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两百数十年间,最能体现此一中坚地位者,莫过于活跃在乾隆、嘉庆间学术舞台上的乾嘉学派”。
乾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与史学相比,“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以至于研究经学的人也要比研究史学的人高出一个档次。
赵翼自序《廿二史札记》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
”赵氏身为史学大家,已自行低视史学,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史学地位之卑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清初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所谓汉宋兼采。
到了阎若璩和胡渭辨伪的时候,汉学才开始占上风。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撰《易图明辨》,这些都使得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宋学的根基被动摇。
至乾隆、嘉庆二朝,“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达到鼎盛。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是汉学占上风的时代,学风所及,不独限于经学,整个学术界几乎均为考据学风所笼罩。
“考据”是乾嘉时期盛行的一种治学方法,其方法源于治经,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却没有局限于经学。
考证这种方法相比于经学这个领域,在当时更具有普遍性,以至于刘师培认为,用“考证学”比用“经学”更能够概括当时的学风。
《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
《校雠通义》与章学诚的义例观作者:管琴来源:《云梦学刊》 2014年第2期管琴(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871)摘要:章学诚《校雠通义》一书的重点在于论校雠、目录之学,其中申述的关于义例学的观念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整体的关系。
《校雠通义》的义例观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在于《校雠通义》的相关评说体现的关于史著的义例观,第二层在于这种义例观投射在本书的写作上,以其书的自成一体体现出来。
章学诚的义例观始终围绕着史书编撰的宗旨与体例展开,《校雠通义》一书充分体现了他“辨章源流”的思想,在论史学、史传、史述、史意的各个环节中,他都强调对源流的清晰把握,并采取了会通贯穿、由博返约的学术方法。
作为一部旨在于接续古代校雠学经典的专著,《校雠通义》寓含着“本末兼该,部次相从”的义例观,力图在“洞析幽渺”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充分体现了史家的眼光与识断。
关键词:《校雠通义》;章学诚;义例观;《文史通义》中图分类号:C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4)02-0018-05《校雠通义》是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的一部关于书籍校雠、目录学方面的著作。
现行《校雠通义》虽然多附在《文史通义》书后,但它是章学诚单独写成,也曾经与《文史通义》分开刊行,足见其是自成一体的著作。
章学诚本人也十分看重这部书,他曾说:“生平著有《校雠通义》《文史通义》,尚未卒业,然颇有文理,可备采择。
”①虽然该书重点在于论校勘之学,但章学诚在这部书中申述的诸多史学方面的观点,与《文史通义》一书有着接续的、潜在的关系②,可以与之对照、参考,因此,在研究章学诚的史学观念时,应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所谓“义例”,一般认为其意旨起源于《春秋》中的“义例法”,强调史书中寓含的褒贬大义与相应的笔法,实际上指涉了从宗旨到体式方面的多重含义。
《文史通义·传记》中说:“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
”③其中“义”重在论其宗旨,而“例”则关系到著述体裁。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
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含义“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键。
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
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
……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
”[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
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
”[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例外。
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
张舜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
”[3]特标出:“今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较客观。
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
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
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
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
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上面‘’是一枝笔,下面‘’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摘要: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却保持官方正统,章学诚在“人人争言考据的气氛中,阐明史学的目的,强调教育作用。
”作为浙东学者,他深受浙东学术中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中,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观点。
关键词:文史通义;章学诚;经世致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对浙东学术的源流做一梳理,其实际内容是以浙东史学为核心进行论述,“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
前辈学者对此做过充分的研究,严杰、武秀成先生在著作《文史通义全译》中总结了此篇阐释的浙东史学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反对门户之见、二是浙东贵专家、三是主张学术经世致用。
许凌云先生的《论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和钟肇鹏先生《章学诚与浙东史学》两篇文章中论述了《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阐述了浙东史学联系实际,不尚空言,有用于世的经世思想,并提出章学诚的史学经世思想是“直接继承浙东史学,同时也吸取了浙西学派服古通经、学求其是的优长”。
浙东学术篇以浙东学术的思想渊源——经世致用思想为纲,提出个人的论断,“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章先生依据浙东学派治史作学的特点,阐发个人的“六经皆史”说,论述《春秋》为史学根源,言《春秋》切合当时之事,孔子以实事蕴含儒家治世的学问,“夫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通篇又从三方面渐次阐述史学经世,并在文末点明个人的实践。
一、摒除门户,相互学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浙东学术篇开篇之义,学者不可有门户之见,这是章先生梳理浙东学派诸大家的学术源流后得出的结论,也将其作为治学尤其是治史的正确态度。
门户含有地域、派系的意思,沿用至今,章学诚于浙东学术篇专门提出学者不可无门户之见实际上是有深层含义,而不仅仅是对于“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总结。
“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
“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崔壮摘要:章学诚以其“文史校雒”之学源自天性所近,故常于追忆早年往事之时不断强化这一自我认知。
他对天性的自觉体认与践行,“入都”和“出都”构成重要节点。
在处理求生与治学之关系及追求“存我”之学术人生理想的过程中,“因性之所近”都成为章学诚有所抉择和行动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章学诚因性之所近治学追求章学诚强调治学应该根据天性所近,常有“因其性之所近”,及“得之于意之所谓诚然”诸语,并以此来选择自己的治学领域与路径。
①瞿林东先生曾指出:“中国史学史表明,大凡一个新思想的提出,一部新著作的产生,一个新领域的开辟,都跟史学家自我意识的增强有关系。
”②此观点确为真知灼见,章学诚即一显例。
晚明时期,士大夫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学说的影响,自我意识高扬,“影响及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所谓“只眼''独见''自得'等类的词语,充斥于学术批评理论的表述之中”③。
而自康雍以降,这种意识以及由此汇成的学风并没有延续下来。
乾嘉时期在考据学风潮弥漫、几成锢蔽性灵之势的情况下,章学诚坚持“学有天性”的观点,大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欲以一己①分别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495、794、800.157、794、795页。
②瞿林东:《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第7页。
③向燕南:《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第109页。
又参见陈宝良《从临终遗言看明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中州学刊》2013年第12期,第138-142页。
232“因性之所近”与章学诚的治学追求之力持挽时趋,甚有一副远袭阳明心学的气派。
①毋庸置疑,章学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学术道路上始终能够自觉体认并坚执“性之所近”。
但自我意识强烈的人,其知觉太过敏感,其姿态多卓尔不群,其境遇则往往布满坎坷、充满寂寞,所以章学诚的许多文章都透露出一种悲凉而慷慨、苍邈而凄清的意境。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
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通通了。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
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
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
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
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
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
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
章学诚百年文献学思想研究述评
章学诚百年文献学思想研究述评李林华【摘要】百年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思想影响着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路径与轨迹.众多学者纷纷著书、撰文,以论述章学诚的文献学观点,这些研究在历经了潜在影响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及深入阶段后,呈现出了以下特点:研究由浅入深、从客观实证到理论分析;形成了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古典文献学流派;以对章学诚的目录学、索引学思想的研究为主,等等.【期刊名称】《图书馆建设》【年(卷),期】2014(000)005【总页数】4页(P87-90)【关键词】章学诚;文献学;目录学【作者】李林华【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金华32100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6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文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其《校雠通义》与郑樵的《校雠略》被合称为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双璧”。
他继承了由刘向、刘歆开创、经过郑樵发展的我国古代文献学的优良传统,吸取了历代文献学家的思想精华,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郑樵的文献学方法和理论,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文献学思想,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将古典文献学推到了一个新的理性认知阶段,他的文献学思想代表着我国古代文献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虽然,章学诚生活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但他特立独行,敢于反潮流,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溺于器而不知道”的汉学与“舍器而言道”的宋学,提出了“道寓于器”、“六经皆史”的命题,从文献学史也就是中国学术史的高度来指导其文献学理论和实践工作,因而他的文献学思想在其生年及其死后的几十年里得不到学界的重视。
直到咸同年间,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才渐渐进入学人的视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经由胡适的大力宣扬,其学术思想为学界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新文化运动后,我国的古典文献学也逐渐走出了清代以考据及史志目录研究为主的老路子,逐渐追求章学诚的“文史义例”、“校雠心法”的研究路径,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文献学的理论著作,这标志着我国现代文献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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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学术渊源摘要在经学与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却选择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文史校雠之路。
在时代的感召下,章学诚不可避免地选择了通过文献来寻求学问与知识。
章学诚长于神解精识,短于训诂考证,故而其治学路径为读书通大意而讲求义理。
在父亲、同乡邵廷采以及浙东学术的影响下,章学诚形成了用心文史、讲求自得、贵究立言宗旨的学术特点。
关键词:章学诚学术渊源乾嘉考据学术性情中图分类号:b249.7 文献标识码:a章学诚是清朝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当时的学术界以考据为主流,章学诚却走了一条读书通大意的路子。
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学者对其“六经皆史”论有诸多的探索,而对于其整体学术的源自却鲜少提及。
为什么在乾嘉时代会产生章学诚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呢?本文试从章学诚整体学术渊源的角度,采用文献整理和分析综合的方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代学术背景从学术领域的角度来看,经学是清学的主流,史学则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事实上,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经史并重,清政府又开《明史》馆,招募天下英才,因此,经学与史学的地位是一样的。
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固,明史的修成,经学与小学的地位开始突出,“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五艺了”。
至乾隆、嘉庆年间,经学达到鼎盛,“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两百数十年间,最能体现此一中坚地位者,莫过于活跃在乾隆、嘉庆间学术舞台上的乾嘉学派”。
乾嘉时期是经学极盛的时代,与史学相比,“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以至于研究经学的人也要比研究史学的人高出一个档次。
赵翼自序《廿二史札记》云:“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
”赵氏身为史学大家,已自行低视史学,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史学地位之卑下。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清初是考据与义理并重,所谓汉宋兼采。
到了阎若璩和胡渭辨伪的时候,汉学才开始占上风。
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胡氏撰《易图明辨》,这些都使得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宋学的根基被动摇。
至乾隆、嘉庆二朝,“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达到鼎盛。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是汉学占上风的时代,学风所及,不独限于经学,整个学术界几乎均为考据学风所笼罩。
“考据”是乾嘉时期盛行的一种治学方法,其方法源于治经,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却没有局限于经学。
考证这种方法相比于经学这个领域,在当时更具有普遍性,以至于刘师培认为,用“考证学”比用“经学”更能够概括当时的学风。
乾嘉时期的史学界无例外地在考证学风的统治之下:“时至乾嘉,风气骤变,考据学风靡学界,一时史学大家,咸以考据治史学,不言近世,纵横。
若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若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其代表著作也。
于是蔚为但攻古代,利用辅助知识之广博,为古史订伪文、正误谬、补阙疑,离此则不敢有所驰骋。
声势浩荡之历史考据学派,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
以大史家章学诚之卓才宏识,大声疾呼,思有以矫正之,而丝毫不能有所动。
风气所趋,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也。
”钱、王二人由经入史,治史与治经的方法如出一辙,形成了所谓的历史考据学,这是当时史学的主流。
总之,清初之学是经史并重、汉宋兼采,讲求学术的经世致用;而乾嘉时期则是经学鼎盛,考据风行。
余英时认为,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儒学自孔子始即倡导学思不可偏废。
但是这种平衡并不易长期维持,后世各阶段的儒学发展是各有偏长,如宋明理学偏于思,清代考证偏于学;偏于学的被称为“道问学”,偏于思的被概括为“尊德性”;“尊德性”以道德修养为主,“道问学”则是指求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
龚自珍和余英时都认为清代学运为“道问学”。
章学诚的学术也是清代“道问学”中的一分子,他与戴震同为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的代表人物。
二章学诚的学术特点如果说余英时的看法是从宏观处着眼,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章学诚的学术的确是与同时代人背道而驰的。
当时经学地位崇高,章学诚却学长于史,他曾自叙其学习经历说:“……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从别人对章学诚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章)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所学异趣。
先生学长于史,尝谓六经皆史”,“王宗炎曰:‘先生实斋地产霸材,天挺史识’”,秀水郑虎文称章学诚有良史才。
另一方面,与考据学风相对立,章学诚求知的方法是读书通大意。
他曾为自己辩解说:“《尔雅》注虫鱼,固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
”为了能使自己的治学方法站得住脚,他反驳训诂学者说:“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旁,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攻辨,而六经大意,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
”就算不精通六书小学,也能够明白六经的大意,这样的说法在朴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是极为大胆的。
章学诚在肯定了自己的治学方法后,进一步指出了小学本身并没有定论的事实,小学没有定论,难道六经就不能读了吗?或曰:……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
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意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
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
对于小学天性有所长的学者,自当以此为专门之业,而天性不以小学见长的学者则应该走粗通大意的路子,言下之意,章学诚自己即为后一类学者。
选择考据还是义理,对于章学诚来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天性。
三章学诚的学术渊源章学诚认为,自己的学业受惠于三个人:父亲、同乡邵廷采和老师朱筠。
章学诚的父亲非常推崇邵廷采,因此章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邵的文章。
从学术特点上来说,第一,章学习了邵廷采萃合“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的风格,其文史校雠之学“宗陆而不悖于朱”。
第二,学习了邵廷采有意天下之事、多发经世之论的特点。
第三,学习了其反对门户之见、做学问讲究“自家得力”的特点。
至于父亲的教诲,多在史学义理和“神解精识”一面。
老师朱筠的功劳属后起之功,主要在于古文辞的“讨论修饰”方面。
除了章学诚自己提到的这三个人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他的思想与黄宗羲有相似之处:“盈天地皆心也,变化莫测,不能不万殊。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
”黄宗羲说“心”万变而不同,章学诚说“人心不同如面”;黄宗羲说“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章学诚说治学要有“独见”和“独断”;黄宗羲说“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章学诚说“学贵自得”、“学在自立”;黄宗羲说“美厥灵根”,章学诚说“学本性情”。
黄宗羲与邵廷采亦师亦友,二人的思想自有相通之处,章学诚自认学问功底出于邵廷采,章与黄有着一致的思想也当在情理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章学诚把自己的学术溯源至黄宗羲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章学诚持有与黄宗羲相似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看作当地浙东学派的一员,但事实上,他很少引用黄宗羲和其他浙东学派成员的文字,以至于倪德卫对他的陈述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实际上将浙东学派的著名人物扔到了一边。
故而倪德卫认为,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认同是一种晚年的追认。
虽然对章学诚的浙东学派之说不能看得过于严格,但余英时和倪德卫都承认浙东学术风气对章学诚存在着影响。
倪德卫认为,章学诚肯定从自己家乡的学术风气中受益良多,但是却起着“形成一种思想气候而不是一种隐秘的思想吸引的作用”。
余英时同意倪德卫的看法,认为学者论及“浙东学派”,都把它理解为一种大体上共同的治学精神,与倪所用的“影响”一词意思相近。
章学诚的学术固然与以上诸人以及浙东的地域影响渊源颇深,但更重要的则是他的个人性情与资质。
章倡言“学本性情”,这与其个人的从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从学术领域来说,章学诚“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能领会”,这说明他并不是不读经书,而是不能领会经书,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这一切,除了天性和资质以外,又能用什么来解释呢?至于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自己的性情是“高明有余”而“沉潜不足”,故而治学走的是读书通大意和注重神解精识的路子。
章学诚并不是一定要与时趋作对,故意不走“训诂考质”的方向,而是因为这恰好是他的短处,他很难走通这条路。
章学诚的学术和考据学也有着相通之处,这是时代给予他的东西。
章学诚与考据学不但都寻求着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而且都是经由文献来寻求的,这一点首先是由一位日本学者指出来的:“在产生出顾炎武、阎若璩、戴震这些优秀考证学者的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下,而像宋儒曾经所做的那样,不以经书或相当于经书的典籍的文献理解为媒介,直接赤裸裸地陈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断论,在章学诚那里是不能被容许的。
”章学诚的文史校雠和戴震等人的经学训诂都是以文献为媒介的,只不过一个读的是文史(章认为经也是史),另一个读的是经典。
当然,二者读文献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章是通晓大意,辨析源流;考据学者是训诂文字,考辨名物。
四结语章学诚以个人的“高明”性情为基础,遥接清初黄宗羲、邵廷采不分门户、讲求自得、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受其父启发,注重神解精识,贵究立言宗旨;同时,在实证精神的感召之下,反对空言思辨,注重通过文献来寻求实实在在的学问,终于成就了自己的文史之学。
章学诚的天赋性情固然是其学术的基础,他人以及地域的影响也给了章学诚学术的趋向。
但时代的土壤依然是致命的,在章学诚的年代,人们追求的是书本上实实在在的学问与知识,不管章学诚的性情多么“高明”,他的义理都是在文献的基础上讲的。
章学诚的学术看起来与当时的风尚相背,但事实上却深深扎根于时代的“知识”土壤之中,是优秀的乾嘉之子之一,他是以自己独特的与考据学者不同的方式加入到知识的行列中来的。
考据有着共同的规范与原则,因而考据的知识是以大家共同认可的面目出现的;章学诚的知识是以“独见”和“独断”的面目出现的。
章学诚和考据学者们也都要通过知识来明“道”,但章学诚通过文史知识来明“道”,而经学家们通过经典知识来明“道”,这是因为经学家们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学诚认为“道”不在文史之外。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科专项,项目编号:11jk0233。
参考文献:[1]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