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
高中历史论文：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
高中历史论文：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中文摘要】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方面都取得重要的成就，他为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主张在20世纪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对傅斯年的史学实践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特色,并简要分析其基本成因。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特色中国史学史傅斯年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各方面均有显著成就，但其学术成果尤以历史学最为显著，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一位著名学者。
陈寅恪曾以“天下英雄独使君”相赠（１），胡适也说：“孟真真是一个人间最稀有的天才！”（２）傅斯年毕生都为构筑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座桥梁而努力并做出重要贡献。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新学术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取得的瞩目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其重视运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等现代意识和主张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史学思想堪称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傅斯年的著述不多，但足以使其名留史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出现新的走向和特征，即“尊重事实、重视考据、强调求真、专项实证化、朴学化”。
这让我们不得不再重新关注一下这位史学前辈。
在笔者看来，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体现了这样几大特色：一、思想渊源的多元性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本乡本色的味道，又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集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和西方科学的训练于一身，真可谓是“中西合璧”，也正是在这种“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傅斯年才得以充分展现其历史才华，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具体来说，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这种“中西合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中国传统的史学特征。
傅斯年一生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有关中国方面的。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我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对《诗经》的研究贡献卓越，其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将从傅斯年的研究方法和其对《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进行论述。
一、傅斯年的研究方法1. 严谨的文本考据傅斯年在研究《诗经》时，非常注重文本的考据工作。
他不仅查阅了各种古代文献，还深入挖掘了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文献，以求《诗经》文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他所采用的文本考据方法，以其严谨性和科学性而著称。
2.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傅斯年在研究《诗经》时，不拘泥于儒家经典的传统解释，而是将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融入到研究中。
他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深入挖掘了《诗经》中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涵，为后人对《诗经》的深入理解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
3. 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傅斯年在研究《诗经》时，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古代文献。
他不仅关注其中的单个诗篇或篇章，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诗经》的结构、内容和意义。
这种整体性的研究思路，使得他在《诗经》研究中取得了许多独到的成果。
二、傅斯年对《诗经》研究的贡献1.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诗经》古本校勘傅斯年通过对《诗经》古本的细致比较和校勘工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诗经》古本校勘体系。
这为后人学者研究《诗经》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也为《诗经》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2. 提出了新的《诗经》解释傅斯年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和见解，使得《诗经》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
他对《诗经》中的字句、章节、篇目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为《诗经》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推动了《诗经》研究的国际化傅斯年向西方介绍了我国古代文化瑰宝《诗经》，积极推动了《诗经》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结语傅斯年对《诗经》的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其对《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显著的。
浅析傅斯年的史料研究方法
2019年19期┆15百家争鸣浅析傅斯年的史料研究方法高 波摘 要：傅斯年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对傅斯年史料研究使用方法和他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浅析。
关键词：兰克学派；史料 一、傅斯年的史学成就傅斯年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中国史学有着积极作用。
他在中国扛起“史料学派”的大旗，高唱“史学即史料学”，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傅斯年与兰克学派傅斯年在国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留学英国期间，学习了西方学术思想，回国后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在中国史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傅斯年受中国传统乾嘉史学影响，选择“历史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信条的兰克学派，顺理成章。
兰克学派是建立在对18世纪”理性”时代史学批判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展脉络。
它将历史哲学当成荒诞无稽的说教，是毫不根据的主观臆测。
强调如实直书，要求对文献材料进行严密的考辩，重视原始材料，但不迷信原始材料，以实现历史学的“精确”，并提出历史学家就应该将主观的因素从文献中分离出来，历史研究就是为了还原过去。
傅斯年学术思想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
回到中国后，就自觉成为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本人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三、傅斯年史学思想傅斯年全盘接受了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历史思想，回国后他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最终要把史学变成像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在史学研究中傅斯年主张“有一分史料出一分货，有十分史料出十分货，没有史料不出货”，乍一看，似乎与胡适说提倡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话”意思一样，但是由于史学思想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史料的使用上的差异．胡适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在中国提倡”实证主义史学，其学术方法是所谓”十字箴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主张研究历史先假设，后求证其假设的”例律”，显然史料在胡适的史学方法论中．成为了验证所假设”例律”是否真实的证据了．这与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通过客观史料还原真实历史，将历史“变成像物理学地理学一般的事业”明显不同。
试论傅斯年图书馆藏许瀚遗集及其文献价值
［ 关键词］ 许瀚
许印林
攀古小庐 遗集
山东文献集成
［ 中图分类号 ］ Ｇ ５ ２６
［ 文献标识码 ］ Ａ
一
许瀚 生平及 著作
（ ）生 平 一
许瀚 ， 字澜若 ， 一字 印林 ， 又字元翰 ， 号培西 ， 山
试论傅斯年图书馆藏许瀚遗集及其文献价值物馆藏王献唐抄本已刊30病手集杜杜诗选注不分卷北京图书6攀古小庐金文考释不分卷一册中国社会馆藏稿本未刊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抄本未刊31杜诗提要评校一卷山东省博物馆藏日照7攀古小庐金文集释一册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未刊32校杜诗通解提要十二卷山东省博物馆藏8攀古小庐砖瓦文字二函四册山东省博物嘉庆五年在兹堂刊本未刊馆藏王献唐抄本已刊33杨刻蔡中郎集校勘记已刊9许印林遗著一卷光绪年间潘祖荫滂喜34校桂馥说文义证斋丛书刊本第三函已刊10许印林遗书不分卷三册是书收录古器物铭文考释四十八篇系王献唐先生ll许印林手稿黏贴本一册北京图书馆倩人自原拓抄录其中所载多见于攀古小庐杂著及捃古藏稿本未刊录金文
文解字义证》 分校者尚有王筠 、 ， 袁练 、 许裢 、 陈宗彝 等； 同年七月 ， 引之任武英殿总裁 ， 王 奉诏重修《 康 熙字典》 许 瀚考充校 录， ， 迄道 光十一年 （８ １ 修 １３ ） 毕 。在京 期 间 ， 谒 师 门 ， 学 于王 氏父 子 ， 广 结 常 问 又 同道， 李璋煜、 如 叶志诜 、 徐松、 汪喜孙 、 王筠 、 式 吴 芬、 张穆 、 自珍、 龚 俞正燮、 刘喜海 、 丁晏 、 许桩、 沈盎
册 府 说 苑
山东 图书馆 学刊 ２０ ０９年第 ５期
试论傅斯年图书馆藏许瀚遗集及其文献价值
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
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近日，笔者在研读“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
相当多的论著在谈到“史料学即史学”这个论断时，往往认为，“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
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历史研究宗旨。
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题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
这里所说的“史料学即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史料学即史学”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提出来的。
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原文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1/ 6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明明白白说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将“近代史学”与“古世中世”的“著史”作比较，说明“近代史学”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没有泛泛而谈“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而更系统阐述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的“史料略论”篇、“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篇详细地阐明了傅斯年对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认识，由此可窥见傅斯年的史观。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1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高贤栋*提要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不仅出于经世致用目的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还明确表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启发爱国心与民族向上心、增强民族意识等的人文价值功能，同时也应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回应现实问题且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
但其人文价值功能与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都应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要坚决抵制罔顾历史真相的极端主观主义。
关键词傅斯年经世致用史观九一八事变“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①他在建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崇尚纯粹学术，倡导学用分离”，将史学目的定为“求真”，坚决反对“经世致用”。
②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③所著《东北史纲》因有意忽略公认的历史事实等原因而受到缪凤林等学者的严厉批评。
④傅斯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东北史纲》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写作的一部特殊作品呢，还是从①①②③④高贤栋，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春梅：《“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焦润明、邹海英：《傅斯年与东北史研究》，《东北史地》2014年第6期。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69页。
写作《东北史纲》开始，他就已经放弃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立场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了呢这是全面评价傅斯年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议题。
一傅斯年为民族存亡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持各种各样“致用”史观的史学家们不同，傅斯年的态度始终是学术研究要疏离现实与政治。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
1908年，傅斯年在父亲学生侯延爽的资助下，赴天津求学。侯延爽原是店铺学徒，傅斯年的父亲见他酷爱读书，十分感动，便让他免费进入龙山书院。后来侯延爽考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为了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他发誓要把傅斯年兄弟培养成才。
第二年，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第一中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本科国文门。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响下，他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等同学创办《新潮》杂志，成为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引领潮流的刊物。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
智效民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16日生于山东聊城北门里路的相府大院。聊城傅氏是当地名门望族。早在明代，傅家就有诗书传家的门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在清兵入关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个状元。从此，傅家在科场上获得功名者不下百人。他们或是在朝为官，或任封疆大吏，因此相府大院有“状元及第”和“圣朝元老”的金匾，聊城傅氏也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美誉。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但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因却无意仕途，终生没有参加科考。傅斯年的父亲虽然中举，却未曾入仕。为了养家活口，他担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像是走向衰落，但这未尝不是他们恃才傲物、洁身自好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对傅斯年影响很大。
傅斯年在北大时是学文科的，但是进入伦敦大学后，他却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除了主修实验心理学之外，还选修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课程。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当年在北大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应该补上。对于傅斯年的这一转变，老同学罗家伦分析得很透彻。他说：“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但实际上他是想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傅斯年，人间最稀有的天才_名人故事素材
傅斯年，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的人。
”罗家伦如是说。
“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胡适这样评价他。
他是个胖子，很胖。
他少年时即禀赋异于常人，被誉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后于北大师从胡适。
他是“五四”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旗手与总指挥，风云一时。
他留学海外7年，辗转伦敦、柏林和巴黎等地，涉猎文学，西藏学，化学，地质学，史学，数学等，他甚至还跑去爱因斯坦的研究生班听过相对论。
但是，他留学期间却没有拿到一个学位，一个都没有。
然而他的学识却几乎碾压同辈留学之人，当时留学的一批人被碾压得毫无脾气。
他一生特立独行，狂放不羁，在学届和政界都留下了赫赫盛名。
人送外号“大炮”，他的“大炮”之名在当时响彻中华大地，绝不亚于现今“任大炮”之名。
却又博得各方钦佩有加，甚至蒋介石都对他及其敬重，可谓一代传奇。
他的名字，叫傅斯年。
一人之力轰下两任民国行政院长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纵横朝野，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全国上下怨声载道。
1938年，时任国民参政员的傅斯年站了出来，接连在报纸和国民参议大会上炮轰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
傅斯年毫不留情的公开炮轰直接导致了孔祥熙的黯然下台，一时舆论哗然。
孔祥熙下台后，其接任者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然而宋子文并不比孔祥熙好到哪里，贪腐依旧。
彼时傅斯年和宋子文还有着不错的私交，然而即使如此，傅斯年依旧站了出来。
傅斯年在报纸上连发《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大论，一时朝野震动。
傅斯年的几篇大论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各大报纸甚至一度洛阳纸贵。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宋子文亦黯然下台。
一个虚职的参政员，以一人之力，接连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名留青史的对话在傅斯年炮轰孔祥熙之后，蒋介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请傅斯年吃饭，留下了一段足以留名青史的精彩对话：蒋介石：“你信任我吗?”傅斯年：“我绝对信任。
”蒋介石：“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摘要：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
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
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
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纯求客观；史料学，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观点之间自相矛盾；二是其史学主张与自身的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
首先，我们来看其史学观点中的矛盾性。
傅斯年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把“史学”与“史料学”等同起来，明确提出了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傅斯年1928年为史语所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多次提到。
如“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明确表达了区别于以致用为目的的“伦理家”和“文章家”而纯求客观的“史料学”主张。
又如，傅氏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史料学研究方法，明言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推论是危险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里，傅斯年再次表达了与史观论决绝的态度。
再如，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又一次以不容争辩的语气强调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表达了对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情绪。
由此看来，傅斯年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史学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傅斯年在大约同时和以后的一些言论中又表达出对“著史”、“疏通”和“推论”事实上的赞同。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
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
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
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
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
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
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
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
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
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
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
《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
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
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
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
”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
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
《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学术界，傅斯年以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知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待材料要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作“疏通”的事业。
但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作出了大量的疏通与推论，掺有不少个人的主观分析，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
对此，傅斯年的好友俞大维和丁文江都有所认识，说傅是一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 矛盾的结合体)”。
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傅斯年学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一矛盾，但是就傅氏这一思想体系作出深入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
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发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革命”与科学史学的形塑中国传统学术历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至清代已蔚为大观。
然检视其发展历程，亦不无流弊，这首先表现在经学长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历代学者无不重视对其注疏与研究，以至一部经典被转相训诂、不断释论，而所使用的方法则是以文献证文献，很少脱离纸上考证的窠臼，“间有实物的研究，也是为了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这种“方法及材料是内循环式的”研究工作，使学术的发展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致使学者缺乏问题意识，思维囿于经典文献之中。
傅斯年对学术演进中存在的这一积弊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以经典为本体而不知扩充其他实物史料的研究，实为“书院学究的研究”，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他批评“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大量春秋笔法的运用更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相背离;后世学者不能借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而修的《元史》、《清史》已成了“官样文章”;现代学者如不能增益新材料，即使“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也只能是“化石的史学”[1]。
历史趣谈：傅斯年外号傅大炮 把孔祥熙宋子文皆轰下台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宋子文皆轰下台导语：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他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他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轰下台。
他一生颇多趣事，堪称“性情中人”。
从“健将”遁入书斋1917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的言论和著作也给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以积极影响。
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康白情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要有“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研求“修身立学之方法与径途”。
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号面世。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给《新潮》规定了四个责任：(1)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之自尊心;(2)对中国社会进行启蒙教育;(3)鼓动学术上之兴趣;(4)提高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的思想素质，使之摆脱封建文化、道德的影响。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词中，要青年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他积极地对社会的现实和历史进行批判，剖析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及其表现，猛烈地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主张用“民主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
他还主张把“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生活常识分享。
北大的功狗
“北大的功狗”——傅斯年一、“功狗”一说的来历 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民国时期一位极有个性的文化名人。
傅斯年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主持了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他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知识分子，曾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赶下台……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性格。
傅斯年天性热情直率、敢言好斗，因此获得“傅老虎”、“傅大炮”的外号，甚至有人管他叫“蟋蟀”，因为他“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罗家伦语)。
但本文标题中“北大的功狗”这样的称谓，恐怕比较少见。
“功狗”一词源自汉高祖刘邦。
汉朝开国之初，刘邦论功行赏，大封功臣，萧何位最高，众臣不服，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此后便将有功之臣喻为“功狗”。
“北大的功狗”一语出自蒋梦麟，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逝后，蒋梦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悼文《忆孟真》，其中写道： 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
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
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
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
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他笑着就溜走了。
蒋梦麟是“老北大人”了，他在北大工作20余年，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校长，前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人。
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里，蒋梦麟殚精竭虑，于乱世中维持着北大的发展。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试析傅斯年历史观形成之主、客观因素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探讨其内涵、影响及争议。
傅斯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傅斯年的这一观点进行再析，以期深化对史学与史料关系的理解，同时反思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文章首先将对傅斯年的生平和学术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接着，将详细阐述“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的具体内容，包括傅斯年对史料的看法、史料的分类与整理、以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分析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学者治史态度的影响等。
也将探讨该观点引发的争议，如史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史料与史实的关系、以及史学研究的价值与目的等。
文章将总结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启示意义，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如何平衡史料的真实性与价值、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等思考。
通过对傅斯年这一观点的再析，本文旨在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二、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解析傅斯年，作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傅斯年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而非对历史事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他强调，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创造历史，而是去还原历史，去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
在傅斯年看来，史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他主张，历史学家必须严谨地对待史料，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发掘和解读史料，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种对史料的重视和尊重，体现了傅斯年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
然而，傅斯年的这一观点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更需要历史学家的主观解读和评判。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摘要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表达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效劳；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史料学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说：“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傅斯年欧游回国后便提出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又由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根本形成。
一、关于“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欧游回国后在史学方向的新主张证明其非常注重史料，重史料，换句话说就是对疑古派将史料“虚妄化”的反动。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将材料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开展，向上的增高……在史学思想方面，傅斯年显然深受兰科学派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兰克。
他与兰克的客观主义宗旨不谋而合，自1927年在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史》课堂上讲授“史料略论”到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直至30—40年代讲述《史学方法导论》，发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章，一再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
他宣称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以构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傅氏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共分为三个根本的层次，即“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归功于史料的增加”，“治史便是整理史料”关于“史学的对象是史料”。
一是从史料中可得大量的“客观”，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二是史学的起点，在保存材料，收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找新材料，利用新工具，他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
浅析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浅析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论文摘要]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
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论文关键词]傅斯年；自由主义思想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著名学人，他的一生跨越了20世纪前半期这一我国风云剧变的动荡而混乱的年代。
自他幼时起我国就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这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中西文化强烈撞击的年代。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傅先生，深受中国传统国学和西方自由主义内外双重影响，体现出了强烈的矛盾与徘徊的人生态度和思想，“作为一个在学术与政治问徘徊不定，‘亦学亦官’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极其复杂、充满矛盾。
”…这样的矛盾心态体现在诸多方面，他的政治理念亦被赋予了其独特的色彩。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对于傅斯年的本心来说，他一直希望能安于学术而远离政治，他在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提到：“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到贤人政治一个阶段。
至于贤人政治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
所以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良政治的，而对于政治的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
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很多。
我虽心量偏狭，不过上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做善良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
”因此，傅全身心地投入专业学术研究之中一直至20年代后期，在此期间我们找不到一篇他发表的时政评论。
然而，当民族利益和完整被威胁之时，他却在第一时间跳了出来并挥旗走在维护民族统一、国家完整的队伍的最前列。
应当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在傅斯年身上到了明确的彰显。
论傅斯年抗战前后的民族思想与活动
论傅斯年抗战前后的民族思想与活动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
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
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
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
傅斯年，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
有关傅斯年的研究，自20世纪前半期便已出现，至今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主要体现在资料整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等方面，分别涉及到傅斯年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考古学、文学、教育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领导史语所的贡献等。
以上为数众多的成果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傅斯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笔者同时又注意到，作为具有独特的成长、教育经历和强烈爱国热情的台湾大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统一思想表现在他与台独、分裂中国势力格格不入的言行中，也渗透在他的民族思想中。
而对傅斯年这一思想领域的深入挖掘，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傅斯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傅斯年首先是一位学者，一位历史学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头脑中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他比常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面对20世纪初中国的内忧外患，傅斯年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间，是傅斯年研究学术的黄金时代，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陆续发表了《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10余篇学术论文。
在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等方面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史专著，着手于“九·一八”以前。
其中《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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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傅斯年王戎笙【专题名称】历史学【专题号】K1【复印期号】1995年02期【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
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
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
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
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
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
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
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
”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
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
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
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
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
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
”《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
《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
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
《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
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
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
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
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治数学。
1920年8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到也有趣。
”①为什么一个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文史根底深厚的青年要跑到国外去改学实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呢？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景。
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
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
”②1923年从英国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
1926年冬，结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由德归国。
二、治史主张1927年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办周刊，招研究生。
他在周刊的发刊词里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③这篇发刊词，据董作宾的推断，是傅斯年写的。
这篇发刊词的主导思想，正是此后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所方针，也是史料学派的基本主张。
傅斯年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用筹备处名义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长达七千余字。
极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说“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
”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三个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
傅斯年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多名言，但仍不外乎所谓“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的一贯主张。
为了突出学派宗旨，有时故意把话说得惊人的激昂。
例如：“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了强调学派宗旨的坚定性，许多话说得十分武断。
例如：“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
“只是”、“便是”、“本是”，这些武断的措辞，以及那些激昂的口号，是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学派宗旨的。
比较平实、准确、简洁地说明史料学派宗旨的，是《〈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的一段：“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④这样说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当史语所成立之初，正在开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傅斯年没有参加论战，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人参加论战。
他们正在洽购并整理原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和民俗，搜集《明实录》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
史料学派的一员主将劳干谈到《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时说：孟真先生这篇论文之中，首先揭明了我们做历史的人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存在。
历史学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处置学，他是经验科学的一支，和生物学、地质学属于经验科学完全一样。
我们在中国做历史研究的人们有时是要整理国故的，但其中却并不是有好恶的偏见，而是为的材料的方便，和在中国做生物学研究或地质学研究的人们，要偏重在中国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学材料或地质学材料一样。
对于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发展的三个标准，劳干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说：第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
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要能够直接对材料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问题，不应以前人处理的旧公式为满足，然后历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
第二、必须扩大使用材料的范围。
就性质来说，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敦煌卷子、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
就地域来说，应扩大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即是在中国文献中比较忽略的，例如属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的文献和其他资料。
第三、必须扩大研究手段。
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史学研究者的工具。
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对于语言学、文字语言工具和一般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需的。
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时，深受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非常崇拜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最景仰的是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阎若璩和钱大昕。
在当代的学者中，胡适对他影响最大，其次是王国维。
顾颉刚、陈寅恪对他也有影响。
不少学者指出，傅斯年崇拜兰克，他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名称都明显地标明了兰克的影响，但他并不懂得兰克，甚至误解或曲解了兰克⑤。
三、办所方针1928年1月，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陈述语言学及历史学的重要，建议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什么建议要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
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
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怎样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呢？他说：“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
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
⑥这是傅斯年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办所方针。
1928年9月，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
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布了他的办所方针。
其中许多说法引起史学界的争论，成为赞成者和反对者都经常引用的史坛名言。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
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是傅斯年的办所方针。
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⑦。
初胡适誉为“天才纵横”的傅斯年，在新潮社时期就是一个敢闯敢冲的扛大旗的学生领袖。
少年时代，由祖父课读十三经。
进入大学以后，攻读中国文学。
先后留学英国和德国，学哲学、学实验心理学、学生理学、学数学、学相对论、学比较语言学。
他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学历，在那个对西方科学钦佩、仰慕、倾倒的时代背景下，当他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变成科学的时候，自然是很容易获得响应的。
他是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在他提出响亮的口号的同时，拿出了他的示范性作品—一《明成祖生母记疑》、《性命古训辩证》、《夷夏东西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