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中看欧洲大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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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中看欧洲大国的兴衰现代国际体系源于欧洲国际体系,而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大致经历着如下变化:经历三十年战争之后形成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俾斯麦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欧共体等6个发展阶段。
在这6个发展阶段中,起主流作用的无非就是法国、英国、德国等几个大国,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国籍关系体系的一个建立与瓦解的过程,了解欧洲大国的兴衰更替。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可以这样说,欧洲国际关系体系滥觞于意大利体系,而意大利体系的存在是以五个势均力敌的城邦及其互动形成的,五个城邦分别是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以及那不勒斯,随着法国和西班牙入侵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使得西欧国际势力发生改变,意大利城邦体系崩溃,西班牙成为意大利的主宰。
随着西班牙的扩大,在查理五世时期(1519——1556)西班牙与奥地利实际上合而为一,在外交上着力参与对法国的意大利战争控制富庶的意大利,力图清除新教势力将分散的德意志诸邦统一在皇帝之下,同时守护、巩固和扩大哈布斯堡的版图争取包围乃至最终征服最大劲敌法国,建立对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帝国对外不断兼并战争,带来的国家财政的超支,最终导致“过渡伸展”政策带来的帝国的衰落。而法国仍坚持“均势政策”(与东方、中欧与南方三方结盟体系相对抗),在此政策下,查理五世摆脱不了在欧陆和地中海受法国和土耳其两大强敌夹攻的困境,称霸图谋终告失败。法土结盟打败查理五世独霸欧洲图谋,为现代史上欧洲均势之外部源泉和外部动因的最初重大表现,即法国援引欧洲外缘的“侧翼大国”的决定性干预。
在查理五世称霸的美梦破灭之后,其子腓力二世继承其大部分领土,对外依旧实行“扩张”政策,但是,这次是在荷兰和英国的干预下彻底失败。腓力二世的失败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实力大为削弱,而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彻底失去大国地位。因为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在德国,所以除了哈布斯堡王朝丧失大国地位,还直接导致德意志帝国经济严重衰败与民族分裂,直
至两百年以后,即19世纪前半期,德国的经济才恢复元气。可以说三十年战争,促进荷兰的独立、法国的兴起;导致德国的分裂、西班牙的衰落等,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近代外交史的开端,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二、维也纳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存在的三大基石分别是主权国家、国际法及均势原则,在这个体系下欧洲存在的六个大国为:法、英、奥、瑞典、西、荷。随着主权国家意识的增长,法国的霸权主义也在蔓延,拿破仑追求的欧洲霸权关系到主权国家的生死存亡,引起它们尤其是侧翼大国——英俄的联合奋力抗击。而法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伤害了俄国利益;并且法驻军华沙大公国威胁了俄国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英国的海权一如既往地阻遏了旨在横霸欧洲的法国的陆权,而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为英国带来巨大生产力(充实的财政),传统的商业和制海权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这一时期,英法矛盾、法俄矛盾异常尖锐。
除此之外,法国的入侵和征服激发了欧洲广泛的反法民族主义解放战争,民族主义创造了法国革命的形态与规模,其扩散也导致其成为法国的克星。侵略扩张的兼并战争一般走向失败,拿破仑战败的国际政治后果是,法国退出了对欧陆霸权的争夺,使欧洲权势向两翼集聚,出现英俄超级大国的雏形。
而法国战败后的新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则是由一系列合约形成的,分别是英与俄普奥订双边条约《肖蒙条约》以及第一次《巴黎合约》,可以这样说,维也纳体系是由“原则+保障机制=新国际关系体系”构成。它不仅仅是一种体系和格局,也是当时欧洲政治家们尝试建立某种国际新秩序的体现,这时,欧洲的五大国分别是英、俄、普、奥、以及法国。
三、俾斯麦体系
自三十年战争后,德国民族得到分裂,虽然在之后的时代里,德国仍然是欧洲的一个大国身份而存在的,但是其自身实力得到严重削弱,而俾斯麦的出现,在他雄才大略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也成功建立并维持了有利于德国的欧洲大陆均势,缓解了德国的战略压力,我们称之为“俾斯麦体系”。
普法矛盾一直是欧洲的一大“定时炸弹”,关于边界冲突问题此起彼伏,而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使得法国蒙受耻辱,却未能使法国屈服,两国于这次战争中的结怨更加严重。1871年完成德国统一后,为巩固德国在欧洲的核心地位,同时防止出现反德大同盟,俾斯麦采取了一种纯权术型外交,精心构建大半由秘密外交组成的外交体系。在该体系下,较大地缓解了德国潜在的孤立,防止反德同盟的形成,并且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优势地位。具体外交战略可以概括为在均势外交原则指导下的联奥、拉俄、亲英、反法。
与前两个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俾斯麦体系更是由一条又一条互相联系的条约共同构成。
首先是德奥、德俄三皇同盟的签订。1972年9月份,奥皇约瑟夫与威廉一世在柏林会晤,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入,史称“三皇会晤”。三国外长达成协议:尽力维持普法战后欧洲边界;三国一致行动解决东方问题;一致防止革命运动,但是未规定具体义务。并且,德国于1873年5月、6月分别与俄国签订《彼得堡军事专约》、与奥《兴伯隆协定》,协议侧重于军事的协作,协定的签订反映了三国有矛盾也有需求,它很不稳定。而在1873和1875年的两次德法危机,使得三国关系退化。
经历了一系列战争与冲突,于1881年恢复《三皇同盟》,而恢复三皇同盟是俾斯麦构建其复杂大陆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它增加了彼此在安全保障方面应尽善意中立的条款:例如法德战,奥俄中立;俄与土或英战,德奥中立;奥与意大利战,俄中立。三大君主国重新聚合起来,并恢复了对俄奥关系的某种控制,从而也恢复了对欧政治局势的控制。可以说,俾斯麦体系是俾斯麦个人依靠成熟灵活的外交手腕形成的,在俾斯麦退任后,其继承者缺乏他的战略眼光,使德国重现陷入被动局面,俾斯麦体系濒临崩溃。
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
无论是一战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都是战胜国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在一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严格的管制,例如海外殖民地被瓜分、重新划分疆界、裁减军队等,战后的德国进入“困难”时期。正是因为一战这种“掠夺式”的处理方式,更加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民族复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