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的发展与传承

志怪小说的发展与传承历史学院07级编辑出版（2）班270203202 赵儒志怪小说的发展与传承【摘要】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本文对志怪小说的发展及其繁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同时也对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关键字】志怪小说、唐传奇、聊斋志异、红楼梦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 主要记载神鬼怪异之事。

以志怪、志人小说为主体的古代笔记小说可谓源远流长，前者可以追溯到“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后者可以溯源至先秦诸子散文及寓言故事中描写人物风致的片断。

此外，上古神话、历代传说、诸子设譬取喻的寓言故事, 先秦两汉书中记人记事的精彩片断, 乃至宣讲佛道教义的宗教故事, 无不都是志怪小说的源头。

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并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 除了有先秦两汉志怪小说的深厚基础外, 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少有的动乱时代，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混乱，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朝廷荒淫无度，战伐连年，徭役捐税名目繁多。

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血腥屠杀。

由于秦汉以来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宣传, 导致鬼神迷信、神仙方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广泛的影响，人们为了摆脱精神上的束缚，一方面把神仙和志怪当作超脱黑暗现实的灵虚幻境, 一种虚妄的精神寄托, 另一方面也把神仙和鬼怪故事当作表达进步思想的工具。

通过志怪的形式, 浪漫的手法, 表现了对暴政的反抗、贪官的抨击、爱情的追求、幸福的向往等。

佛教的传播、佛经的翻译, 也使人们深受影响。

佛经中有一些短小的故事, 是印度人民创作的寓言、童话和小说。

由于它们内容生动、形式新颖,不仅影响了我国民间故事的发展, 也影响着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些素材进行小说创作。

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 表现在内容上劝导人们奉法, 宣扬佛的威灵鼓吹善恶相报, 轮回转世渲染地狱阴司的恐怖、天界的美好。

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涌现了“梦幻”式、“离魂式”以及“死后生”式等形式, 也是对佛经故事形式的借鉴和发展。

由于时局动荡，社会纷乱，士人命运多劫舛，独崇的儒学思想的地位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消亡而逐渐动摇。

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士人的思想重心发生了转变，从关注经学转为关注自我进而权衡自身的价值，寻求人生出路。

文人为了逃避现实, 广泛搜罗神话传说、旧籍中的志怪故事, 现实中的传闻异事以及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故事。

尤其是搜奇猎异, 成为文人作家追求的一个目标, 是志怪小说娱人色彩的表现。

志怪小说就是在那个时期作家对人生、自然和社会认识的产物，是士人因无法摆脱现实的残酷、以此宣泄心绪、避灾躲难的一个平台,是对现实进行思索的审美评价的一种特殊方式。

他们所表达出的改良污浊社会、批判黑暗政治、追求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进步思想, 是促进志怪小说创作和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它赋予了志怪小说以进步内容和批判现实的精神, 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推动了魏晋志怪小说的繁荣。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著述颇丰, 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最为著名。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一次大总结、大整理, 又是南北朝志怪小说进一步发展的基石。

《搜神记》不但“承于前载”、“广收遗逸”, “采访近世之事”, 采集了不少的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轶事。

同时,《搜神记》中的许多篇章大都叙事简洁, 语言朴素, 风格清隽, 虽仍不脱“残丛小语”格局, 但艺术性却大大提高了, 在小说发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首先, 表现为故事情节更生动、完整、丰富。

如《干将莫邪》, 比《列异传》中的同题故事字数增多, 有许多情节的演绎并增加了对话, 使情节更生动丰富。

其次, 细节描写增多。

如《干将莫邪》中赤自刎身不倒, 汤中三日不烂, 且从汤中跃出的细节描写对刻画赤顽强的复仇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者，注重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画，使有的篇目很吸引人。

如“赤”复仇的顽强精神、《谈生》中女鬼善良的美好品质、韩凭妻忠于爱情、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性格特征等都是作品感人的重要原因。

另外有些篇章叙述中插人诗歌，散韵结合, 这种形式也影响到后世小说的创作。

《搜神记》直接影响了后世鬼神志怪小说的创作。

其中的许多故事也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传书故事《胡母班》对唐传奇《柳毅传》、死而复生故事对汤显祖的《牡丹亭》、《东海孝妇》对元杂剧《窦娥冤》等, 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传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对此鲁迅曾有论述“小说亦知诗, 至唐代而一变, 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 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 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 演进之迹甚切, 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片之化, 未必尽幻设语,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 假小说以寄笔端。

’其云‘作意’、云‘幻设’者, 则即意识之创造矣。

”这是说唐人传奇中有不少作品深受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谈神说怪的色彩还很浓或者多注重传写奇闻。

但是, 唐传奇虽多写奇闻, 作家的创作则更加自觉。

艺术上, 比起粗陈故事梗概的志怪小说, 叙述更宛转曲折,形象描写更细腻。

这表明唐传奇虽继承了志怪小说的传统, 但已是一次飞跃。

唐传奇除传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写奇闻的传统外, 也继承了自《史记》以来的史传文的写人记事传统，同时, 唐代诗歌、散文、民间说唱文学的空前繁荣, 为传奇的语言风格及表现方法提供了借鉴。

虽传述奇闻轶事, 但多取材现实, 而且有意识地进行创作, 自觉追求虚构想像、曲折情节, 讲究词彩藻饰, 已近似现代的小说了。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唐传奇繁荣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经历了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文人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

唐王朝使得中国再一次得到了长久的统一,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比较注意吸取前朝的教训，统治阶级的政策比较开明，使得经济得到空前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陆路、水路交通发达,对外往来频繁思想空前活跃。

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使文人的思想得到最大的伸展空间。

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环境。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巨大发展，也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商贾市民日常生活、文人官吏会考游宴，错综复杂社会关系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奇闻轶事，为唐传奇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素材。

为了适应市民阶层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一些大城市中产生的“市人小说”,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新的作品素材和新的思想内容。

唐代较之前有更多、更宽泛的入仕途径，但科举之路仍是文人首选的主要方式。

在唐代，不管门第高低、不分贵族布衣，都可以遵照一定的既定的条件参加科举考试。

行卷、温卷是在唐代进士考试中最为普遍、最为流行的干谒行为。

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温卷推促了唐传奇的兴起。

变志怪为反映社会人生, 是唐传奇对六朝小说的重大发展, 增强了小说的社会现实意义。

唐传奇的题材大致分为爱情婚姻、文人仕途、豪侠行义、历史故事和神仙怪异等, 而神仙怪异又往往穿插于各类题材中, 这是六朝小说的胎记。

从多种层面, 或暴露仕途官场的黑暗, 或歌颂恋爱婚姻自由, 或歌颂游侠仗义, 赞扬才华智慧, 或发泄下层失意文人和底层百姓的愤懑。

唐人传奇语言生动流畅, 简洁而富于表现力。

唐传奇在我国小说史上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

在思想内容的现实性及艺术手法、语言技巧等方面为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以后文言小说的发展一直沿袭唐传奇开辟的方向, 如《聊斋志异》中人神狐鬼的爱情故事, 与《任氏传》、《柳毅传》一脉相承。

在唐传奇之后, 文言小说就渐渐地走下坡路,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言小说是以文言文写成的, 这种以秦汉古文为规范的书面语, 诘屈聱牙, 古奥难懂, 随着社会的发展, 同当代的语言间距离越来越大, 令人望而生畏, 远离了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 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 落后于时代的潮流, 走到了穷途末路。

可是在其衰败之风“弥漫天下”之际,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 独树一帜，不仅学士文人交口赞誉, 而且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劳苦大众也津津乐道，不禁不为人所叹服。

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

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也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

当清统治相对稳定巩固后, 他幻想通过科举而出仕, 却屡遭挫折。

随着幻想的破灭, 作为一个贫困终生、靠教书糊口的先生, 蒲松龄有较多机会, 接触和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 耳闻目睹了人民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下所受的种种痛苦, 并在《聊斋志异》中, 通过许多篇章生动刻画和严历抨击了黑暗的现实社会。

《聊斋志异》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阔, 揭露社会问题之深人, 创造出的人物形象之众多, 创作高水平的短篇小说之量大, 艺术风格之独特,在文言小说史上, 没有一位小说家堪与之相比。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集大成者。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 而以志怪”, 是用传奇的表现手法, 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 是属于“拟晋唐小说”。

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才非干宝, 雅爱搜神, 情类黄州, 喜人谈鬼”。

他写的鬼狐常常与人和睦相处, 谈情说爱, 喜欢打抱不平, 救助弱小, 惩恶除强, 解决人间社会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矛盾, 给受尽凌辱的人们送上些许光明和温馨。

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 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 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 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

他虽写的是传奇志怪小说, 但他心仪追随的是“二十四史”开山之祖司马迁。

其中的许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 议论横生, 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 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

他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揭露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聊斋志异》突出地揭露了以下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黑暗残暴的政治统治。

封建官吏与豪绅恶霸勾结, 用蒲松龄的话说, 就是“花面逢迎, 世人如鬼”, “官虎而吏狼者, 比比皆是”。

席方平的故事, 是以阴曹的鬼影憧憧、暗无天日来折射毫无法律和正义可言的现实世界。

在《促织》中,蒲松龄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皇帝, 由于皇帝的荒淫无道, 给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制造了机会, 造成了人贱物贵、百姓身心饱受凌辱的惨痛事实。

还有科举制度的危害, 蒲松龄从自身经历悟出一个实事, 那就是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 而今只是一种愚民政策，成为一种摆设, 考场已成了腐败的交易所, 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

再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 有由于妻妾制度和嫡庶之争而造成的家庭不和, 也有青年男女为自由恋爱而与封建礼教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