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顾颉刚
0624谈谈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谈谈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首发）张海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胡适看来是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经典概括，也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科学方法。
胡适这所谓“科学方法”，不仅为他个人所钟爱所痴迷，也被“五四”以来一大批知识精英奉为圭臬，身体力行。
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影响既深且巨，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
这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这十个字的影响，实在超过了胡适的任何一部著作。
”1在胡适看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得益于他的老师杜威的思想，体现了实验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2近几十年来我总喜欢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
3实验的方法也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然而因为材料的性质，实验的科学家便不用坐待证据的出现，也不仅仅寻求证据，他可以根据假设的理论，造出种种条件，把证据逼出来。
故实验的方法只是可以自有产生材料的考证方法。
4确如学者们所说，胡适对实验主义的处理，体现了一种化约主义的倾向。
5他先是把实验主义化约为方法，再继而把实验主义的方法化约实验的方法与历史的态度，再由实验方法的“五步法”化约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十个字，当然，有时还把“五步法”化约为“三步工夫”，再三步并为两步而为“两步工夫”，最后再化约为这“十字真言”。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文学家胡适的简介
文学家胡适的简介胡适是中国有名的诗人和学者，有着深厚的文化功底。
他倡导文学改革，对中国白话文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文学家胡适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学家胡适的简介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汉族，安徽绩溪人。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的文学特点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
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
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
”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
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
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
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胡适终于从战犯回归到了文化巨人
胡适终于从战犯回归到了文化巨人作者：张弘1957年2月16日11时至15点半，毛泽东召集相关人士在中南海颐年堂讲话，涉及胡适的话是：“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
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
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
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
”毛泽东的讲话贬损了胡适。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胡适决非帝国主义走狗。
在21世纪的17个年头，胡适终于回归。
尽管当下还无法“讲清楚”，但是，胡适的对他热爱的民族与国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前不久，“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行。
这是1949年之后，胡适曾经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首次举办以胡适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无疑，它是一个信号和标志：曾经在大陆声名狼藉，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胡适，在时隔大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堂堂正正地回归了他所眷恋的故地，那些泼在胡适身上的脏水和涂料，经过岁月的洗涤后被冲刷得一干二净，而胡适引领的方向，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目标。
历史的公正，经过时间的磨砺之后再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回首胡适由“战犯”回归文化巨人和思想先驱的历程，这条路太不平坦。
1949年前后，胡适被宣布为战犯。
1951年秋——1952年秋在中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中，就有批判胡适的现象出现。
1951年11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发表《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表示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清除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
顾颉刚在一个批判胡适思想的座谈会上发言，指出“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
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凤凰资讯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顾颌刚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
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
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
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
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
”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
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
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
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
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
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博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的论敌。
横看成岭侧成峰_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_桑兵
#专题研究#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X桑兵提要:五四新文化时期,胡适借助西洋统系撰写5中国哲学史大纲6,建立起新的学术典范,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要角。
但从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述,遭到各派学人或隐或显的批评指摘,矛头所向,正是以西洋统系条理本土材料的弊端。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胡适表面不动声色,暗中从著述和方法两方面设法重建学术地位。
这种成败同因的戏剧性变化,提醒后人更加注意中外文化交融大背景下学术与思想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胡适5中国哲学史大纲6西洋统系学派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海内外虽有众多学人发表过各式各样的意见,迄今仍然见仁见智。
总体而言,海峡两岸近二十年来对胡适评价的行情看涨,域外诸国亦被带动。
当然,其间也有若干异调,如陈平原教授在承认胡适开创近代中国学术的新典范作用的同时,强调须从晚清以来学术转型的全过程,凸显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0作用,并论证了章太炎与胡适的学术主张和/述学0形式的区别联系及其消长的利弊得失,以发掘被埋没的/另一种可能性0。
¹最近陈以爱博士于5胡适的/整理国故0在20)30年代学术界的反响6一文中指出,抗战前十年间胡适在北平学界的声光已大不如前,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内外学界对胡适著作的评价,两者显然存在着相当落差,并进而追问学术评价的标准以及据以评价的材料,是否影响到评价的准确性º。
胡适自称生平抱提倡新文学、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三个志愿,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声名鹊起,主要靠前两项志业,而学术史上的言人人殊,则与整理国故关系密切。
此事牵涉胡适究竟怎样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崛起,风光过后受到怎样的批评,胡适如何回应以及有关争议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路径走向产生何种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波及面相当广泛,以往的研究还有许多曲折未经揭出,值得深入探讨。
X本文系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重大项目/近代中国学术流派0研究成果。
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或许因为过于敬佩老师的学问，亦或许想快点报答老师的恩情，何定生趁老师回苏州老家为父做寿之际，在老师主持的朴社出版了一部《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其中对胡适进行了批判，以显示顾颉刚的学问其实已超过了学界领袖胡适。
此书犹如在学界投下了一枚炸弹，顾颉刚与老师胡适的深厚交情因此出现裂痕。这件事可以说是顾颉刚有生以来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胡适可是他恩情最重的老师啊！他怎能失去与恩师的感情呢？
拿何定生来说，为了他能成才，顾颉刚不知操了多少心，即使闯了这么大的祸，责备之后顾颉刚仍会原谅他，只希望他能像中大时那样勤奋好学。无奈何定生性情太强，怎么也学不会老师的安定与冷静。当时何定生还曾去了一趟杭州。没想到，他一去之后，便在西湖邂逅了一美丽女子，从此又陷入感情旋涡，学问早已抛在脑后，任凭顾颉刚怎么规劝都不能回头。这次顾颉刚彻底绝望了。
可不久问题就来了，由于“得势”以及他来校不久便取得了很多学术成绩，同事又开始对他侧目而视，有人甚至说出了“中山大学难道是你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顾颉刚知道暗中作梗的教授们也是北大出身，且比他资格老，但他们出不了什么成绩，又不期望别人出成绩。这样的人际关系当然会让顾颉刚感到失望，再加上自己的几个月努力虽营造了一些学术风气，但终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恢复当年北大研究所时期的学问生涯。
顾颉刚：在风雨中漂泊
周勇
“读书种子”的家庭烦恼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漫谈顾颉刚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
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
顾颉刚于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系毕业。
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他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一生与学术为伴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
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著和点校，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
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谈及古史辨，就不能不谈顾颉刚和胡适。
1916年，顾颉刚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胡适。
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
”是胡适教会了他钻研学问的方法，带领他走上史学的道路。
1922年，胡适来上海治病，请顾颉刚全权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此之前，顾颉刚已与钱玄同互相交流过经部的辨伪问题，此时正是胡适给予的机会，让顾颉刚一夜成名——他把自己与钱玄同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发在了《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那是一种原子弹般的威力，轰动了整个中国史学界。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
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国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汪修荣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
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论说："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
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赠之。
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就成了掌上明珠，家里不仅希望他能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
年仅两岁时，祖父就教他识字，顾颉刚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
被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他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1906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
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
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向旧书肆的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
浅议顾颉刚其人
浅议顾颉刚其人作者：翟晓娟来源：《中国校外教育·基教(中旬)》2014年第01期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1926年，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
《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古史辨派中国史学顾颉刚作品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
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
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
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
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
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
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
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
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
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
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
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
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
488_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从学术渊源上看，顾颉刚先生曾从康有为的思想中获得直接启示。他曾服膺于章太炎的学术，愿意随从章氏学风，用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但自从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虽对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孔子作“六经”的话很不信服，但对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大胆的怀疑精神怀有十分的敬意。顾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上古史事茫昧无稽之说是极恹餍理的，康有为关于“六经”中掺杂着许多儒家托古改制政治观念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思想，使人“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实在比较从前的辨伪者进了一层”。他自己及整个古史辨派推翻古史的动机就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15）
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其学术渊源为何？顾先生的这一思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在学术上有何得失？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五四”时代精神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史学虽没有象西欧中世纪史学那样沦为寺院的编年体，但两千年来它始终为儒学经学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虽然曾有这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顾炎武、崔述、章学诚等，对这笼罩着神学光环的正宗史学进行过斗争，提出过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史学观点，但他们总是被正宗学者攻击为“非圣无法”、“妄诬圣哲”，他们的进步史观总是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而遭到无情压抑。这样，终二千数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一直是支配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
再则 ，傅斯 年 在学 生 时期 ，就表 现 了极 强 的组
织 能 力 ，是 闹学 潮 、赶 教授 的一把 好 手 。且 不说 在 后 几 年 的 “ 四” 运动 中 ，此 人 是集 会 游行 的 主要 五
位 新 教授 却 抛 开 唐 虞 夏 商 ，直 接 从 周 宣 王讲
起 。同 学们 都 说 这 是 割 断 中 国哲 学 史 ，这 是 思 想 造 反 ，这 样 的人 怎 么配 来 北 京 大 学讲 哲 学 史 呢 。 同学 们 想 将 这 位教 授 赶 走 ，他 自己 倒 是 觉 得胡 先 生 讲 课 还 有新 意 ，但 也 拿 不 定 主意 ，希 望 对方 去 听 听 课 ，做个 评 价 ，以 决 定 是 不是 将 这位 新 教授 赶走 。 同是 二 年级 学 生 ，仅 是 学 科 不 同 ，且 顾 还要 长 傅 三 岁 ，为什 么顾 要 如 此 郑重 地 向傅 请 教 以 做定 夺 呢 ？ 这 就要 说 到傅 的本 事 了 。 傅斯年天分极 高 ，１岁时读完 十三经， １ 许 多 篇 章 都 能 背 诵 。在 北 大 预 科 三 年 ， 已 显 出 不 凡 的 才 学 。 和 他 同 年 级 ，后 来 成 了
这 样 一 个 问题 ：
艾蜜俐 ８ 岁
“ 爱就 是 圣
“ 是 什 么 意 爱
思？ ” 结 果答 案 的广 度 和 深度 却 出乎所 有 人 意料 之 外 。看 看 你是
怎 么想 的……
诞 节 当你 在 房 间
里 拆开 礼物 时 ，
让 你停 下来 去 听 的东 西。 ”
— —
鲍比 ７ 岁
“ 如果 你 想
“ 我奶 奶得
了关 节炎 ，再 也 不 能 弯 下腰 来 涂
“胡适批判”中的顾颉刚
“胡适批判”中的顾颉刚作者：朱洪涛来源：《读书》2014年第02期顾颉刚自称与胡适发生联系始于一九二零年，可见胡顾订交之早，而在时人眼中，他们又是亦师亦友的同道。
凭此密切的关系，在五十年代举国批胡的氛围中，顾颉刚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也逐渐学习和认同马列理论。
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顾颉刚给好友辛树帜的信中认为自己还有右派思想，“我该就这时痛自改造，以期在新社会中不致扞格。
在学问方面，我也必须丢掉胡适的‘庸俗进化论’而接受严正的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顾颉刚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四十一卷，280页）。
顾颉刚在日记和信件中承认学习的必要，这应该说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所谓外力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座谈、批判，这之中就包括其他知识分子对顾颉刚的批判以及顾颉刚对胡适的批判。
首先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刊载多篇“古史辨”派健将对顾颉刚的批判文字，譬如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
这些曾经的学术同道对顾颉刚辛苦建立的“古史辨派”进行否定，顾颉刚十分清楚“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顾颉刚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第七卷，198页）。
身处其中之人都彼此明白对方的处境，像顾颉刚这样的纯粹学人感受可能就更为强烈和深切。
加之顾颉刚在解放之前的人脉广，交往多，此刻思想改造运动又比较频繁，“我经历多，必五六万字使尽”。
对于参加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座谈会，顾颉刚本不愿去但在妻子要求下勉强前往，“使予精神兴奋，胸前作痛，三次按摩功归白费”（《日记》第七卷，614—615页）。
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内容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已形成的学术理路、思想信仰，在政治上、思想上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以便开展学术研究。
这种改造一方面有合理性，另一方面由于改造忽视了方式方法给知识分子心灵和肉体带来了伤害。
顾颉刚日记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记载：“闻梦家言，罗常培自去年思想改造后血压大高，不能出门。
胡适疑古思想再探讨——兼论20世纪30年代的胡、顾关系
·专题研究·胡适疑古思想再探讨———兼论20世纪30年代的胡、顾关系王学进内容提要疑古辨伪是胡适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
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称，胡适曾于1929年对他说其不疑古而要信古。
受顾颉刚的历史叙述影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胡适在1929年之后疑古思想发生转变，将此视为胡适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分道扬镳的肇端。
二者疏离固为事实，然别有隐情，学术观点的差异并不表明胡适疑古思想发生了变化。
从胡适在30年代前后的学术研究情况尤其是禅宗史研究来看，其疑古思想一以贯之，甚至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词胡适疑古思想顾颉刚禅宗史20世纪早期，疑古思潮催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
作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受胡适的影响颇大，也可以说是胡适引导他走上疑古辨伪之路。
顾颉刚所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与胡适提倡的“历史的观念”如出一辙。
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胡适，胡适的“滚雪球说”与顾颉刚的“层累说”所表达的意思几乎完全一致。
两人在整理国故中对古书古史的怀疑和考辨可谓心有灵犀，相对于他人对胡适整理国故的误解和批评，顾颉刚对胡适的意图心领神会，与胡适步调高度一致。
后因局势的发展，两人“南辕北辙”。
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称：“到了一九二九年，我从广州中山大学脱离出来，那时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要信古了！’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
”①①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1），中华书局，2010，第160页。
281受顾颉刚的历史叙述影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胡适在1929年之后疑古思想发生了转变。
刘起釪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根据顾颉刚所说，认为胡适后来不再疑古，从此两人分道扬镳。
①路新生认为随着疑古运动的发展，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胡适发表的对于考信辨伪的方法论检讨的系列论文，我们实际上也就可以将其视为‘疑古派’分化的标志”。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From Closeness to Alien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 Jiegang and Hu shi Revisited 作者： 李政君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出版物刊名： 史学月刊
页码： 89-103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12期
主题词： 顾颉刚;胡适;学术转型;社会变革
摘要：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
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
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
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
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
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
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
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
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中国近代疑古思潮的发展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疑古思潮的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中国近代的疑古思潮，总也绕不开古史辨派，其核心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人。
顾颉刚于1923年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引发古史辨运动；1926年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其主要内容是1923年古史讨论及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的汇编而成。
从1923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发表，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标志古史辨派的正式形成，疑古思潮的主张在学术界广受关注并影响日盛。
因率先提出古史辨的核心理论，顾颉刚被视为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甚至其一生经营学术和文化事业，至今被人提起都难逃“疑古”二字。
狭义上，“疑古”思潮的内容指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在《古史辨》七册所论及的所有具体问题，如对尧舜禹历史人物真实性的质疑和解释，对《国语》《周礼》《老子》《易经》《尚书》等古书的成书年代、具体记录真伪等进行的辨别讨论等。
在此意义上，《古史辨》出版到40年代，《古史辨》停止出版后这一学派就不复存在。
但实际上30年代以后其主要领导人物其实已分别转移研究兴趣，胡适从1929年以后就宣称由“疑古”变为“信古”，支持傅斯年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发掘和信史重建工作。
曾改号“疑古”二字的钱玄同在1930年之后也渐渐归隐，不复锐气。
顾颉刚虽在谋求和维持《古史辨》出版，但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重心早已转移到民众宣传和边疆工作等社会事业上来。
从广义上来讲，“疑古”思潮是运用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旧的上古史实的再考证、对传统历史观念的再审视和价值重估的过程。
它是传统史学近代化、科学化过程的重要转向。
因此疑古学派所疑的“古”，实际上包括传说与历史混杂的上古史纪录，史学仍与经学杂糅尚未独立的学科状态，与历史进步的观点迥异的历史循环意识。
在此意义上，疑古作为思潮，不仅影响到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也可以说其对史学的影响也至今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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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顾颉刚胡适和顾颉刚 2008年06月18日14:22 《人物》杂志胡适晚年顾颉刚文/潘光哲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胡适(1891—1962)与顾颉刚(1893—1980)都是一代学术巨子，各有独特的影响。
双方之间的交谊故事，亦堪称学林嘉话。
胡适与顾颉刚之缔缘，始于1917年秋。
那时胡适甫自美国求学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在哲学门(即哲学系)第一与第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
胡适教授这门课程的思路甚为独特，“截断众流”，直接从《诗经》取材，让一班上课的同学“舌挢而不能下”。
已在中国传统学术天地里用过功的顾颉刚，对之大为佩服，从此相知。
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不足以安居，胡适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顾感念不已。
双方往来，愈臻密切。
就胡适的学术研究来说，曾得顾颉刚的不少助力。
当胡适要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时，顾颉刚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顾颉刚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适长期借阅以备考查的资料。
相对的，胡适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情况，始终关注。
他嘱咐顾颉刚校点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这既有利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于后学有益”的事。
未几，顾颉刚因家庭因素离开北大，胡适即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支酬金50元。
甚至于胡适也不吝借款给顾颉刚，以济其不足。
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胡适的老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归亚东图书馆出版，所以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
结算起来，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胡适对学生的照拂之情，对顾颉刚的为人处世影响很大。
日后当顾颉刚在学界亦自成一家之时，也屡屡照顾学生辈的生活经济状况，甚至于让学生以他的名字为各刊物写稿，盖如此稿费较高，学生藉此可得济助。
例如，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名著，即署名顾颉刚，实际上，这部书是弟子方诗铭和童书业联手完成的。
至于胡适乐于提携栽培学界后进，顾颉刚亦法式师道，亦步亦趋。
他屡屡向胡适建言，推荐学界新血，如推荐杨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档案，也荐高去寻为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助理。
他又请胡适帮周一良的忙，认为胡适“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1926年，顾颉刚编辑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从此他的名声开始显扬于中外史学界。
随着《古史辨》各册的陆续出版(全书7大册，收入350篇文章)，“古史辨学派”之名亦不胫而走，蔚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一大流派。
回源溯流，在顾颉刚个人与“古史辨学派”方始萌生的学术成长历程里，胡适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之一。
对于错综复杂但却真假难辨而又众说纷纭的中国古代史事，该如何认识与理解，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有如石破天惊之声，顿时引发不少批判性的响应。
胡适则站在支持顾颉刚的一方，非仅在北大学术研究会演说时，公开声言《古史辨》的出版是他“有生以来未有之快乐”，也强调顾颉刚“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乃是“颠扑不破”的治学方法／观念。
盖胡适本人治学，向来强调的便是这样的路数，他考证《水浒传》故事的演变以及井田制度之历史形成等等研究成果，更为顾颉刚初期往辨伪治史之路的大步迈进，提供了示范。
为着解决生活上的困窘，顾颉刚从1926年起漂泊于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之间，至1929年秋始返北平任教燕京大学，总算可以安定下来了。
约略就在这个时候，胡、顾师生对中国古史的看法，开始萌生分歧。
胡适不再全盘“疑古” ，对于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的考古事业，尤三致意，他的《说儒》等著作，更具体表现出他吸收傅斯年“重建古史”信念的心态。
相形之下，顾颉刚在把“伪史清了出去”的方面，仍努力不懈。
胡、顾双方的学术道路虽然已有歧异，但两人多少保持着还算密切的关系。
胡适于1931年重返北京大学出任文学院长等职，即拟邀顾颉刚离开燕京大学，重返母校历史系任教；顾颉刚仔细考虑之后，婉拒此议，推荐钱穆以代。
胡适对待顾颉刚，亦可称热诚，他会留心顾颉刚没有的书，知道他没有《挂枝儿》一书，即于买到两本后，分送一本给顾颉刚。
同时，面对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逼，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思以言论报国，在学术文化领域致力于反日抗日的斗争，胡、顾各有擅长，但共有一致的语言。
胡适集结友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论坛之一，顾颉刚也为之写稿，表示支持。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专刊中国历史地理与边疆史地之论著，象征知识分子以史学经世的志向，也刊出胡适的父亲胡传在清季考察边事的遗稿。
凡是可见，即使两人学术意见已显趋异，胡适与顾颉刚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疏离；只是，相较于1920年代初期彼此论学往来不辍的密切情谊，双方确实已有一段距离了。
特别是重回北平之后的顾颉刚，在学术界大展拳脚，在华北学界的影响所及，更渐与人脉及学术资源都相当丰厚的胡适和傅斯年并肩，以致郑振铎告诉顾颉刚说，“沪上流言，北平(北京)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
”顾颉刚认为自己执教于北平城外的燕京大学，“屏息郊外，乃亦有后台老板之资格耶？”对此等“流言”深不以为然，更以为“可怕”。
然而，他既参与北平研究院的发展，又创办了《禹贡》等刊物，身边有一批青年朋友，影响愈来愈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1937年，卢沟桥畔战火突起。
未几，胡适便远赴美国，复任驻美大使，为国事奔忙；顾颉刚则漂泊于中国西疆，仍致力于学术，并为推展自身志业，渐与现实政治挂钩。
师生相隔万里，彼此不通音信达6年之久。
一直到1946年7月5 日，胡适自美返国，双方始重见于南京中研院。
遗憾的是，师生双方情谊，愈趋淡薄。
就胡适而言，既与顾颉刚分离已久，他对于顾涉足的世界，难说甚有所知；甚至于胡适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都未予肯定。
如胡适在1947年5月22日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展现了他对于谁可以享有这份学术荣誉的认知，顾颉刚却“名落孙山”，就是一例(不过，顾颉刚终究还是得膺院士桂冠之荣光，不赘)。
相形之下，顾颉刚对于胡适，还是执弟子礼甚恭。
当时顾颉刚主要的职务之一是大中国图书局的总经理，即有意重新出版胡适的《胡适文存》等著作。
1948年8月30日与9月13日，已赴兰州大学执教的顾颉刚两度致函胡适(这是现可看到的顾颉刚写给胡适的最后两封信；据《顾颉刚日记》，至少于1949年3月16日，顾曾致胡一函)，既问候胡适的健康，复述说自己在兰州的情况，并愿为胡适的《还历纪念论文集》作文，更始终挂念姚际恒的另一部著述《仪礼通论》的下落，请胡适代寻，想在找到这部书后予以标点出版，“一来使沉埋二百余年之著作复显于世，二则并不负三十年前先生提倡之心。
”盖顾颉刚于1932年自杭州崔永安处发现《仪礼通论》钞本12册，曾经雇人钞录；他的钞本被马裕藻借去，马氏去世后，这份钞本竟下落不明。
姚际恒的著述，正是顾颉刚的学术渊源之一，当顾颉刚委请胡适代觅此书的时候，往年胡适嘱咐他校点《古今伪书考》一书的恩义，应该又浮现在顾颉刚的心坎里吧！顾颉刚始终看重与胡适的情谊。
只是，在两人当面互动往来的最后阶段，他感受不到胡适的热忱。
1948年底，共产党军队包围北平，12月15日，胡适匆匆南下。
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胡、顾的认知截然不同。
面对共产党的节节胜利，胡适固然心情沉重，却始终高倡“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自陈“偏袒这个民主自由大潮流”，站在反共的一边，甚至于最后决定赴美一行，为国民党政府找寻美国方面的支持再做努力。
可是，和大多数人一样，顾颉刚则从国共相争的脉络理解时代变易的根源，所以与胡适的抉择不甚相契。
1949年1月17日，胡适夫人将与傅斯年夫妇同去台湾，胡适赴沪送行，顾颉刚得与胡适晚宴同席，他劝胡从此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
在顾颉刚看来，“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
从胡适对于自己的进退出处，完全不与顾颉刚坦诚以言，即可以想见，顾颉刚这一番话，胡适大概听不进去。
两天之后，报纸刊出胡适已与傅斯年“同机飞台湾矣”的消息时，顾颉刚一度信以为真，后始知其误。
当顾颉刚得悉胡适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则感慨说胡适“平日为国民党排挤，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
”最后，胡适自上海前往美国之际，顾颉刚送行，却是感伤不已：适之先生来沪两月，对我曾无一亲切之语，知见外矣。
北大同学在彼面前破坏我者必多，宜有此结果也。
此次赴美，莫卜归期，不知此后尚能相见，使彼改变其印象否。
胡适对顾颉刚的“见外”，与北大同学的“破坏”固然有关系，但是，两者对时局认知的隔阂，应该也是因素之一。
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内地的顾颉刚，在现实环境的逼压之下，被迫公开自我批判，与胡适“划清界限”。
身处美国的胡适，则在公开场合屡屡以顾颉刚等人的“批判”为例证，控诉在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人们没有“沉默的自由”，声言“我的同胞是受奴役而没有自由的”(mypeoplearecaptiveandnotfree)。
这时候，顾颉刚等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处境，虽然被胡适转化为“批判的武器”，而与他们曾有过的情谊岁月，则多少也还萦回在他的心头。
1957年，胡适重读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之际，写了一篇短记，还特别写下了一段话：“记(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
只是，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缘分，却早已因不同的政治抉择，在现实里画下了句点。
找寻姚际恒的《仪礼通论》，是顾颉刚日后始终悬挂于心的事。
然其在1980年撒手人寰的时候，此一心愿犹未能实现。
可堪告慰的是，1995年，陈祖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发现顾氏的钞本，即施以新式标点，付梓印行，使其重现人间。
这样说来，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情谊，虽然早已画下句点；这部《仪礼通论》的出版，却象征着胡适与顾颉刚的学术交涉，仍复生机不绝，永将传唱于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