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发展历史的简述

西方公共政策学发展历史的简述第一阶段创建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1.1 标志性事件

1.1.1一次学术会议

即“关于国际关系论的革命性、发展新血水讨论会”（简称RADIR学术会议）。

会议在美国西部斯坦福大学召开，与会成员有当时闻名于世的一些社会科学精英人士。

1.1.2一本著作

即《政策科学》（The Policy Sciences）。

这本著作是作为上述会议主要成果之一的论文集，195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作为公共政策学的开山之作，然而并未在社会上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后来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意义在于引发了社会科学上的“静悄悄的革命”。

1.2代表人物：哈罗德·拉斯韦尔

1.3主要思想

20世纪60年代，公共政策学者致力于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其中对议会、政府和政党作用的分析和评价。在这一时期，将政策制定规划视为由若干环节按照程序组成的循序推移的过程，大多采用线性思维方式。

1.4相关评价

这一时期的公共政策学过分偏重自然科学和枯燥的数字，因而是一门生硬的机械的科学，不可能推动社会前进。

第二阶段发展时期——20世界70年代

2.1标志性事件及代表人物

公共政策科学“三部曲”的出版，包括《重新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1968年），《政策科学探索》（1971年），《政策科学构想》（1971年）。

这三部著作是由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叶海尔·德洛尔（Yehezhel Dror）在1968年至1971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

2.2主要思想

德洛尔认为，公共政策必须要构建一个模型，并且要包括方法论和决定论。他将医学上的治疗来比喻这种模式，治疗一般有两种模型，一是通过外部处理，一是让患者自己恢复功

能，必须将这两种模型结合起来。而公共政策的旧范式只强调让患者自我恢复，应该建立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新范式，但公共政策研究的是社会病理，还涉及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问题。

2.3主要成果

2.3.1“趋前倾向”——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

指政策研究偏重于加强政策咨询的倾向。

这一时期美国建立了一批以公共政策咨询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所，这些机构广泛运用统计学、数学、心理学等方法提出各种政策方案和建议，被称为是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外脑”。

2.3.2“趋后倾向”——70年代中期

指政策研究偏重于政策周期研究的趋势。

一方面，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必须考虑其系统的改进和完善，它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并不是仅仅通过政策咨询获取相关信息就可以达到最终结果；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更重要的环节是推行和实施。因而转向了对整个政策的生命周期的探讨。

这一时期发展出了一批公共政策执行的模型。

2.4相关评价

德洛尔的理论虽然纠正了拉斯韦尔的一个个错误，但本身也存在很大问题。他的理论过于理论化，极其抽象，让人难以理解。因此也不可能对政策科学起太大作用。

第三阶段自我批判时期——20世纪80年代

3.1主要思想

这一时期，政策学家较多地采取谨慎的批判态度，转向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3.1.1政策效率

西方学者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比较分析，在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策上都进行比较分析。另一个是考虑公共政策产生与运行所需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3.1.2政策信息多元化

西方学者认识到政策研究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上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政策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在不同的政策利害人中获取政策信息，并制定让各方都满意的政策。

3.1.3政策学家与政治家关系

过去强调的政策学家采取中立、远离政治的立场是不合理的，应当在政治领域中发展出

政策科学规范，与政治家合作。

第四阶段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时期——20世纪90年代

4.1主要成果

美国和西方公共政策在这一时期产生突破性发展，基于批判阶段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了政策过程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政策漏斗理论、政策窗口理论、政策倡导联盟理论等。

4.2 代表人物

金登（John Kingdom）、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萨巴蒂尔（Paul Sabatier）。

4.3主要思想

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势。

4.3.1 深化原有研究主题

其中包含对两个问题的研究。

一是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学者们在这一时期更多关注从哪些途径去探索这个问题。罗尔斯、布坎南、高斯罗伯分别提出有关这会哲学、社会道德和专业伦理的研究方法。

另一个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这一时期更注重探索两者的结合。梅尔斯诺和贝拉威的《政策组织》，以及林恩的《管理公共政策》中分别提出了两者相互融合的思想。

4.3.2 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其中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增强公共政策的应用性。学者们转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网络犯罪、温室效应等，并且发型单纯的客观研究方法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要采取实证主义的主观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是政策调查的兴起，加强理性意识形态。许多政策学家认为不存在一个最佳的能让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政策，因此必须重新定义好的政策。这应当是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政策，因此必须通过政策调查来确定其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