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复台后对台湾开发作出的贡献

施琅复台后对台湾开发作出的贡献叶佐温09级中文系非师二班优秀闽南文化人才试点班学号090105253内容提要：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在率兵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后，朝廷曾就弃台或守台有过一番激烈争论。

施琅以一位政治家与军事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力排众议，成功说服康熙帝留下了台湾，并在经营与治理的相关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决议，对日后台湾的开发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施琅保台治台贡献从现在看历史，我们知道台湾开发的历程很早就开始了，从最初的人迹罕至、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变成人烟广布，物产丰富的“天子南库”，并成为了我国东南海防的一道重要屏障。

这些都少不了祖辈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其中，施琅是不能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

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对收复台湾做出的重要贡献，却对其复台以后的事迹少有了解。

然而，他的卓越才能在日后治理台湾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如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所评价的：“施琅将军的历史功绩是非常卓越的。

施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将领。

”1一、力保留台说到施琅，最先想起的应该是他在康熙二十二年从东山出发，攻破澎湖，成功使台湾以郑克塽为首的郑氏集团投降的事迹。

收复台湾的重要意义在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然而在施琅成功地以和平方式收复台湾后，台湾问题并没有马上解决，反倒是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了一场对台湾是弃或守的激烈争论。

当时进行这样一场争论并不是对施琅收复台湾功绩的否定，而是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且“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不必“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就连之前一直支持施琅的内阁大学士李光地也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竟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

这些言论当然是缺乏远见的，是对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没有足够重视所得出的结1杨杰《纪念施琅：唤起两岸同胞300年前的回忆——专访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论。

这种言论，在对台湾有全面了解的施琅听来是不可接受，当然也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施琅上书了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台湾的地理位置指出其“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犀利地指出“台湾一地，虽属多岛，实关四省之要害”的高度国防战略意义。

又从历史出发，提出台湾“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食”，倘若弃之，“亦必乘隙以图”，“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沿海诸省，断然晏然无虑”，进一步分析“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有力地驳斥了仅守澎湖弃台湾的主张，再次强调了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

最后施琅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

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

岛内“一万之兵食”，完全可以“权行全给”，“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也”。

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里从多方面有理有据地指出了台湾的重要性，并在日后多次强调，终于说服了康熙帝留下台湾。

自此，台湾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而这次成功保台也正是施琅日后治理台湾系列措施能够实现的重要前提。

二、设府减赋由于当时台湾正处于清政府与郑氏集团权力交接的时刻，管理制度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管理的不便，从而导致一些可能出现的不安定因素。

所以在施琅收复台湾并成功保台的第二年（1684）便设立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设澎湖巡检，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镇总兵，隶属福建省。

这些举措使清政府与台湾的行政制度得到统一，也令台湾在政治层面与福建相结合，为台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体制统一后，施琅的又一重大举措便是减轻赋税。

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体制，赋税收入都是维持政权运转的必要条件，一个合理的税率更是考验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智慧。

当时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和丁银。

而郑氏集团执政时期的台湾田赋又分两种，一种为官佃田园，由原先荷兰殖民者所占田地接收而来，以甲为面积单位，由官府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费用，所以又称“官田”，并按照等级进行收税——“上则田每甲征粟十八石，中则十六石五斗，下则十石二斗；上则园征粟如田之下则，中则园八石一斗，下则五石四斗。

另一种为文武官田，由郑氏宗党与文武官员及士庶有力者招佃耕垦而成，他们一面向佃户收取租谷，一面又向郑氏政权缴纳课赋，赋率为上则田每甲粟二石零四升，中则一石六斗二升，下则一石零八升。

”1至于丁银征收，郑氏集团则按照“不分主客，计口算丁，每丁征银六钱”2，这种无差别征收方式显然不是最好的。

此外，人们还负担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再碰上战争等特殊时期，人民无力负担重税，苦不堪言。

据一些国外资料记载“当时台湾经济十分困难，人心浮动，社会很不稳定。

‘因米粮缺乏，军民之间怨声不绝，在大约10日之间，几乎无米可买，以后亦极昂贵，贫民非混食番薯不能果腹，若无米粮从暹罗、马尼剌等处运来，则不免饿死矣。

’”3这些情况与郑氏时期的连年战事是分不开的，战争结束后，特别是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政策若不加以改变，必定不能赢得民心，更不用说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了。

所以当有些人提出按照郑氏政权执政时期的“按额征取”政策时，施琅马上提出反对意见，并给康熙帝上书一封《攘地初辟疏》，指出人民赋税已经相当沉重，当日郑氏“称一国，自为一国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重科”4，再从“去岁奉旨荡平，伪藩、伪文武官员、丁卒与各省难民相率还籍，近有其半。

人去业荒，势所必有。

”5若不加改变按照郑氏时期的税收方案，人民“万或以繁重为苦，输将不前，保无酿成地方之祸阶乎？至时动兵，为费更甚，何惜减此一二万之钱粮哉？”6利害关系，一目了然。

1见《刘壮肃公奏议》2见《洋务运动》第六册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3杨彦杰《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一台湾》4见《攘地初辟疏》载于《台湾文献丛刊》5见《攘地初辟疏》载于《台湾文献丛刊》6见《攘地初辟疏》载于《台湾文献丛刊》康熙帝看完奏折，下旨再议，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重新制定赋税，其他一些杂税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减轻。

政策出台后，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台湾的农业生产再一次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

有这样一种结果，施琅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以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眼光，审时度势，适时适度地上书、提出有关台湾社会民生的正确方针，促进了台湾社会局势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促进文教在台湾事务的处理上，施琅除了政治、经济方面有所建树，文化工作也没有忽视，在办书院、修寺庙两个方面他同样不遗余力，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我们知道，台湾的教育之风始于郑氏集团执政时期。

有着“台湾文化教育的奠基人”之称的陈永华在郑经执政期间就提出“建圣庙，立学校，以培育、拔擢人才”的建议，创建了一套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全台设立“国子监”，为最高学府，颁令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义学”。

还要求高山族同胞居住区的各社设立“小学”，方便高山族子弟入学受教育。

并把教育和选拔人才相结合，把大陆的科举制度搬到了台湾。

这些功绩都是不可否定的，但是由于郑氏政权的存在时间较短，导致这些政策推行时间无法长久，成效并不显著。

当时民间私塾的数量也不成规模，可以说，台湾的文教之根刚刚发芽即暂停了营养的供给，供给的工作自然留给了后来人，而历史选择了施琅。

别看施琅出身行伍，却非一介武夫，幼年的私塾教育使他具备了儒将风范，他深刻懂得教育的重要性。

在统一台湾之初，为了发展台湾的教育事业，以“敦教化，育人才”，来巩固清朝政府对台湾的统治，施琅在台南府治西定坊兴办西定坊书院。

尽管书院的规模不大，规制也不算完备，实际上只能算是义学，但它是台湾兴办书院之滥觞，镇北坊书院，弥陀室书院，竹溪书院，东安坊书院等正是在它的影响之下创办的，之后这种私人兴办的学校形式便在台湾盛行起来，施琅这一开创之举为台湾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除了办书院，施琅还热衷修建寺庙。

施琅身处封建时代，有迷信观念是很正常的事情。

早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施琅就曾在霍拓倡议下，创建泉州睢阳庙，又名武安王庙，在今泉州市区新门街铺仔巷附近；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又重建厦门南普陀寺；康熙二十三年（1684）则是应侄子施文起请求，重修安海龙山寺，并兴建山门，使之更为壮观；康熙三十年（1691）则重修泉州承天寺。

多次建庙，不怕耗费巨资，而且多为自己掏钱，其热心程度可见一斑。

收复台湾后，由于相信妈祖在缺水的东山宫口港征台出发地“涌泉济师”、“护航助战”，施琅不仅奏请皇帝将妈祖由天妃封为天后，还在台湾台南市中区永福路修建台南妈祖庙，又名大天后宫。

使之成为了台湾最早官建的妈祖庙，也是清代台湾唯一享受祭祀典礼的妈祖庙。

如今，该庙已经成为台湾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施琅贡献卓著。

妈祖庙的修建促进了民间信仰的发展，使妈祖文化在海峡两岸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在当时那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环境里，其内在实质也使儒家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为今天两岸交流提供了一个交汇点，这是很好的一面。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是我们现在不能不客观给予肯定的。

今天，我们经常把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的事情进行对比，说他们前后所做的事情具有继承性和连贯性，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市施琅纪念馆中，有一副对联写着：“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

”即可明白地说明这种关系，这也是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

可在文化教育这个层面，我们往往忽视施琅的贡献，或者只是简单略过。

然而，在台湾郑氏政权投降，文化政策中断的情况下，施琅办书院修寺庙对台湾文教工作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施琅在文教工作方面与陈永华也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贯性呢？以施琅在文化方面做出的努力，这点应该值得我们去思考。

施琅在收复台湾后所做出的努力可谓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种下了他播种的种子，都值得人们肯定与赞赏。

正如台湾学者施溪潭先生所说：“纵观琅于台湾之功绩，诚可与沈葆桢、刘铭传诸人媲美。

”1因此，我们对于施琅在复台后对台湾开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1施溪潭《明郑覆亡的关键人物——施琅》参考文献：1、杨杰《纪念施琅：唤起两岸同胞300年前的回忆——专访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载于《台声》2、见《刘壮肃公奏议》3、见《洋务运动》第六册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4、杨彦杰《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一台湾》5、见《攘地初辟疏》载于《台湾文献丛刊》6、何池《为台湾归清统一祖国做出卓越贡献的施琅》7、何池《台湾文化教育奠基人陈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