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41玉鹄横向开料痕迹说起红山文化玉-CUHK

用SEM精密观测红山玉器玉料片解技术

邓聪刘国祥

(一)从M4:1玉鹄横向开料痕迹说起

红山文化玉器中有不少呈片状器物。然而长久以来，红山玉器片解技术就像谜一样令人摸不着头脑。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l号、21号墓出土二十多件玉器中，不少是片状器物。其中一件兽面玉牌宽14.7厘米，厚度仅0.4厘米，可以说是红山大型玉器中最薄的一件。笔者有幸在去年11 月，得上手观察这件玉器，两面都已全部研磨平滑，无法辨别玉片原来片解的痕迹。

最近报道牛河梁第十六地点4号墓中心大墓出土M4:1 的玉鹄，更是片状玉器中的精品。据王来柱先生指出，这件玉器长20.43、宽12.71、厚1.24厘米，整体呈扁薄片状，正面中部略鼓，周边较薄，背面较平。平面近长方形，具流线型外廓。在详细讨论这件玉鹄正面和各种特征后，王先生还指出玉鹄的“背面光素无纹，有三道横向片形磨具的开料痕和4个竖穿隧孔”1。这三道横向开料痕在玉鹄背面的线图和照片中都有明确的显示，其上一道痕较长是位于右侧上方两隧孔之间，其下两道痕也是在右侧下方两隧孔之间。(图一)王先生的观察，是探索红山玉器片解切割技术出现很重要的发言。

笔者的观察印象认为，M4:1玉鹄整体，呈扁平状，整体规整，将之放置在平坦枱面上，玉鹄与枱面的接触，四平八稳，与凌家滩、良渚扁平玉器起伏的平面，是完全不同的。笔者基本上是同意王来柱先生的观察。我们可以推测，玉鹄的片状素材，很可能是由锯片切割技术开片的毛坯。然而，有关王先生所指出三道横向开料痕的判断，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据笔者观察，玉鹄背面右侧由上而下这三道横向痕迹:

a.第一道横向痕迹，位于上侧一对隧孔之间，其下面隧孔周围，是先有斜向局部研磨的线状痕。其次才是横向研磨，从这两组方向不同研磨痕先后观察判断，前后两期研磨，目的都是为隧孔的周围减薄。尤其后者横向比斜向研磨的范围稍大且深，从横向研磨痕观察，推测磨石的刃部厚度在0.3－0.4厘米。这些研磨减薄的施工，很明显是以手持小型条状断面方形砺石直接加工。

b.第二和第三道横向痕迹位于下侧一对隧孔的右侧，同样可以见到如第一道横向隧孔周围的局部减薄研磨。隧孔左侧凸起隔梁似的部份，是减薄后形成的。减薄加工的工具，当然和上述手持砺石是相同的。

这样，从以上分析显示，玉鹄背后三道横向痕迹，既不是开料痕，更并非是片形磨具所切割的痕迹。至于要解释为什么玉工要在隧孔周围减薄，推测应该是与隧孔间的绳子穿系作用相关。如果把玉鹄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2号墓出土一件勾云形器对比，两者背面几乎都是具同样的横向痕，都是集中于隧孔周围施工减薄，这作为一种隧孔加工技术，是一目了然的。此外在阜新县胡头沟遗址出士玉龟 (M1:7)，腹面正中一竖脊，脊正中横穿一孔，孔两侧亦有明显减薄的结构，可以比较。

(二)第二地点l号家27号墓出土双勾云形器的开料探索

2008年10月，笔者在上海博物馆直接观察巴林右旗那斯台勾云形器，长18、宽10、厚0.6厘米，扁平工整，特别是背面十分平坦，如果这不是片切割的素材，是难以想象的，但却苦于红山玉工的习惯，往往对玉器制作千锤百炼，原毛坯的加工痕迹，丝毫不留，令人难以捉摸。红山玉器片状器是以片切对向加工的发现，首次是从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27号墓的一件双勾云形器中确认的。

这件玉器知名度很大，既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一书封面，被称迄今所知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长28.9、宽9.3、厚0.55厘米2。据郭先生等的描述，此器深绿色玉间有黄瑕斑，体甚长却很薄，叩之声脆。有正反面之分，反面略内弧，正反面均饰瓦沟纹，正面纹饰较规整。方殿春、朱达认为：“这件勾云形器可正名为玉兽面饰。是红山玉器中的重器，应该注重从形制、纹饰的分析深入讨论。＂3然而，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在中国国内出版物中，此器正面的照片曾多次发表。在2000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国宝展”的图录中，发表了牛河梁27号墓勾云形器正反两面的照片，让人可以分辨此器正反面之差异4。2000年12月笔者在东京上野博物馆内，第一次观察到这件勾云形器的正面，但未能上手摩挲为憾。去年11月，笔者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终得尝素愿。对这件几于是30x10

厘米大型玉器薄片，究竟是如何生产之技术问题，当然是最引人注目的。

据笔者观察，此器的正反面，有着施工程度差异的表现。具体来说，郭先生等指出所谓正面，就是纹饰施工完成的一面，而反面纹饰，最少尚有三份之一施工未完成。最令笔者所兴奋的发现，是在反面中间部位，发现了一道长达14.6厘米横向切割痕，特别左翼镂孔以上，接近长达6厘米横长切割，明显是对向片状切割的痕迹，片切割经常留下近似平行线状痕，

与切割底部的凹槽，清晰可辨。从整体来说，估计该器开片是以片切割上下对向，各切割约5厘米，在近中央是对向切割汇合处，显示出高超的技术。

不过此玉器美中不足之处，可能是切片原素材经研磨后，明显显得太薄，最厚的亦只有0.5厘米。根据笔者之测量，全器身的厚薄在0.2－0.4厘米之间，可能是由于太薄，所以玉工不将开料阶段留下对向切割痕完全磨掉，也由于同样原因，反面略内弧的缺憾，也无法调整。

从该器既薄而又两面浅薄浮雕减薄施工技术看来，也可说是玉工挑战极限的一种尝试。其中所以半途而废，留下施工痕迹，是否是知难而退？如此可以想象，此红山玉工，可能自持艺高胆大，在仅有约0.2－0.4厘米的厚度玉片上，从相反方向以研磨减薄方式，作出浅浮雕式的纹饰，如果稍一不慎，对向的研磨就极易成穿透。从技术角度来看，该器面两翼侧镂孔的一些位置，对向研磨到仅有约0.1厘米厚度，差不多是吹弹可破。制作者是否为了保存该器的完整性，戛然中止制作？抑或是此器墓葬主人，本身就是该玉器制作者，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未能完成遗作。看来，这并不是考古学家可以回答的问题！（执笔：邓聪）

后记

有关本文的SEM相片尚未整理完成，故未能刊出。由于在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议上是以“用SEM精密观测红山玉器玉料片解技术”为题发表，因此题目不作改动。

（作者邓聪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国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页4－14。

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3方殿春、朱达：《红山文化玉兽面饰考识》，《古玉今韵──朝阳红山玉文化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页120－143。

4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0“中国国宝展”东京：朝日新闻社，图版9-2（页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