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小序

旧式的《史记》研究，总是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建国以后，以郭沫若、陈直、候外庐、程金造、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代表，开《史记》研究的新先河。时至今日，中青年学者又相继成长，研究气氛之活跃，实非一般史记研究可以比拟。他们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史记》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的表现，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大多是传统的伦题，缺乏新的开拓。

⑴也就是说，对《史记》的研究，在面上还是狭窄的。《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所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伦题，从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是当前《史记》研究中面临着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汉代三大学美学派别（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美学；以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美学）中最能体现西汉时代特色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观点全都体现在《史记》里面（《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王安书》以及《艺文类聚》卷三十的《悲士不遇赋》当然也有所体现）所以，对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记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了。

有意识、有深入地研究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最早的应推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见之于一才四六年出版的专着《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把他的文章称之为”奇而韵“。

接下来的是李泽厚，在他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同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⑵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看到山明水秀、波平浪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时，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可是，当你面对着狂风暴雨倾下奔腾咆啸的长江黄河，面对着陡削的悬崖，飞流直泻的瀑布时，你将会是另一种感觉：热血沸腾、惊心动魄，你会浑身充满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这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给我们的两种不同感受。前者在美学上称之为“优美”，后者称之为“崇高”（也叫做“壮美”、“伟大”。中国传统上则称之为“阳刚之美”。）崇高美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不可阻遇的宏大气势，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为人们的追求、奋斗与挫折、困难之面的巨大磨擦，在矛盾激化中显示出英雄的坚强性格和人的本质力量。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之人物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

魂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象火山爆发、山洪奔泻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为正义事业，不畏强暴，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在《史记》中也比比皆是，这里有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有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有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还有吴起、伍子胥、范睢、商鞅……他们在正义、理想、事业与权贵发生冲突时，毅然以凛然的正气，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了前者，这是多么壮美与崇高的人格！

悲剧人物在《史记》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正象鲁迅和老舍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⑶“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⑷他们，有的是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赫赫功勋而被杀或被迫自杀。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垦荒，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使秦国由弱变强，也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度，却由于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招来了他们的仇恨。秦孝公一死，就被车裂，悲惨死去。李广武艺高超，作战英勇，胆略过人，文帝时，“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景帝时，“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武帝时，他以卫尉为将军，率兵击匈奴，尽管寡不敌众，不幸受伤被俘，但他最后还是乘隙而上胡儿马，困推堕儿，取其弓，射杀追骑，以胡得脱。他仁爱士卒，不贪钱财，“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他“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⑸就是这样一位将军，遭到汉武帝及其宠臣、皇亲卫青之流的排挤，以致元狩四年出击匈奴战争失利本不是李广的过错，而是汉武帝和卫青在临战前胡乱调动造成的，结果事后把责任推向李广，以致逼得李广含愤自杀。其他如韩非、吴起、屈原、韩信、伍子胥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悲剧人物。

他们，有的是封建统治集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一点，表现在宫廷斗争中最为突出。且以两事为例。汉高祖在世时，十分爱幸戚姬及其生子赵王如意，几次欲想废太子而立如意，只因大臣们反动，才不得实施，却因此招来了吕后的怨恨。高祖死后，吕后“使人持酖”杀赵王，又“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⑹晋献公宠幸的丽姬为了使自己的生子爬上太子宝座，竟设计让太子误入圈套，使献公误以为是太子要害他，“乃诛其傅杜原款”，太子也“自杀于新城”。⑺所以，宫廷中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虽没有战马奔腾，而其惊心动魄，令人不寒而粟确不亚于战场上刀光剑影之间勇士们的互相残杀！

有些人物是因为自己主观上的过错，而导致悲剧结局的。吴王夫差曾一度称雄东南，此后就目空一切，一意孤行，不听伍子胥劝谏，与敌国越结盟，四出攻击无关紧要的国家，削弱国力，还把忠心耿耿的伍子胥赐死。最后为越所败，自己落得“自颈死”的下场。⑻陈涉乃“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徒之徒也。”“足行伍之间，俛仰仟佰之中，率罢蹑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⑼于是横行天下，把秦朝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却因为后来的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用人不明，核心瓦解，军队纪律涣散，最后兵败，为“其御庄贾杀以降泰”⑽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却因为晚年任用奸佞小人，而导致诸子夺权，自己身死后无人理丧，“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⑾象这样类型的悲剧在《史记》中是不胜枚举的。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虽然形象多样，性格各异，但大多数都有共同之处：他们所表现的是人们在追求中的挫折与失败，在奋发中的困苦与灾难，在斗争中的牺牲和毁灭。他们并不使人觉得消沉，让人感到悲观失望。他们是悲剧人物，却并不带有悲哀的色彩。他们总是以那种不懈追求、勇敢奋斗、坚贞不屈、积极抗争的精神，震撼着后来人的心，激励他们去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努力追求。

秦始皇的一生，从哇哇落地至病逝沙丘，都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充满了动荡和惊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