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测度研究综述

交易成本测度研究综述引言不同数量的交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同，即它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市场形成和有效运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量化交易成本对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交易成本深入分析的过程是对各行业和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定制”说明的发展，它使得经济学的研究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与现实相结合。

交易成本本身是一个开放概念，不同角度的分析各有偏颇，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选择合宜的定义及有效的变量对其进行描述。

这可能会产生选定的理论变量与使用定义之间的偏离，实际使用的数据与替代变量之间的偏离，影响了测度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能力。

本文将从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交易成本对个人决策和企业决策的影响、公共政策中的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展开文献梳理和展望。

交易成本的直接测度（一）交易成本的宏观经济学测度理想情况下要对交易成本进行精确测度，就需要对每项市场交易进行逐一检验并对各种相关成本进行分离，但这种做法显然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Wallis and North（1986）在其对美国经济1870-1970年间交易成本测度的开创性研究中，采取将市场交易进行逐步分解的方式，直至获得他们认为是交易成本的部分。

他们首先将市场交易活动从各种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根据是否参与市场交换划分为交易部门和非交易部门，同时进一步区分了转换费用和交易费用。

虽然他们是按照传统的经济学做法考虑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但在实际测度中仅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来最终表示交易成本的量，即以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提供交易性服务的员工工资额作为交易成本的量，并通过GNP的调整来进行纵向比较。

对每一笔市场交易进行成本分离和测度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而对整体市场交易部门的规模进行估算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法。

他们的结论显示在这100年间，美国的交易成本/GNP增长了将近一倍，交易部门的规模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

沿着Wallis and North（1986）的思路，Dollery and Leong（1998），Ghertman （1998），Dagnino-Pastore and Farina （1999），Van Dalen and Van Vuuren（2005），缪仁炳、陈志昂（2002）对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阿根廷、荷兰、中国等国的交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及卢现祥、李小平（2008）从三大产业角度的测度，笪凤媛、张卫东（2009a）对中国非市场交易费用变化的估算，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除了对宏观层面上的此类交易成本的测度，学者们还对行业层次的交易成本进行了研究。

如Merkert（2010）进一步结合Dietrich（2003）对企业员工成本生产和交易因素的分类，运用自上而下的方法（top-down approach）对英国的铁路运输企业中的交易成本进行估算；Merkert and Cowie（2012）运用Merkert（2012）相似的方法，又对英国铁路、公交以及航空公司的交易部门的交易成本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行业内的横向比较。

对交易成本测度的主要代理变量仍然参考Wallis and North（1986）的方法，将交易部门的员工数和工资水平作为计算交易成本的主要替代变量及其数据来源。

这种将生产部门和交易部门（经营管理部门）相分离的做法降低了测度的难度，但是以人力资本价格总额来量化交易成本仍然是片面的，它忽略了部门之间人力资源或物质资本转移时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以及其他的无形因素，也是诺斯所说的非市场交易成本的部分。

同时这种测度和比较往往忽略了制度建立的初始成本。

（二）交易成本的逆向测度杨小凯（1988）认为在消费者支出1单位货币时他所获得的只有k单位产品，剩余的（1-k）单位即为交易成本，而其所获得的k单位产品就为交易效率。

对交易效率进行测度所获得的就是对交易成本的逆向测度结果（杨小凯的定义继承自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技术”）。

它与上文所述Wallis and North（1986）的定义差别在于对运输成本的处理，杨小凯将运输成本纳入交易成本的定义中，认为其应当属于外生交易成本，而将交易成本归为内生交易成本。

对交易效率的测度可见于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他们通过因素分析法来分析交易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研究可见于赵红军、尹伯成、孙楚仁（2006）对中国1997-2002年间的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

类似于钟富国（2003）的做法，赵红军等（2006）也将交易效率分为政府、通信基础设施和教育三个层面，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11个具体指标：减少对农民税费负担、企业干预、商品市场的地方性保护；银行业的竞争性、劳动力流动性、对生产者权益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万人民用、私人、运输汽车数、人均道路铺装面积、人均交通、通信消费额；万人中、高等学校毕业生数。

其1997-2002年的跨省数据核算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干预型工业化政策与交易效率密切相关，同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对城市化贡献比较明显。

这与杨小凯（1993）的结论基本一致。

将交易成本转化为交易效率的概念虽然在实际测度上降低了难度，不需要考虑测度中的时间问题，同时对交易成本的构成和细化方面取得了更为深入的进展，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考虑构成交易效率（交易成本）本身的因素，更确切地说是测度了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

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的测度在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框架下，威廉姆森及后来的研究者致力于该理论的量化研究，即将交易成本与交易的可观测属性联系起来。

该框架下的研究是围绕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这三个基本假设发展起来的，用以检视现有的组织或政策的交易费用数量及其影响。

大量的实证文献对市场交易者面临的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证明交易成本命题的正确性提供了相关证据。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在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农村和农业生产地区。

因此该框架不仅局限于对企业的研究，还可以应用于对落后经济社会中个人的市场进入决策的研究，归结起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文献梳理，个人决策（市场进入及方式）和企业决策（企业边界和纵向一体化）。

（一）个人决策在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人决策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生产者销售方式的选择。

Williamson（1985）；Bardhan（1989）；de Janvry，Fafchamps and Sadoulet（1991），Hoff，Braverman and Stiglitz（1995），Jaffee（1995）等普遍认同当交易成本对市场参与有显著的负效用时，集体营销等新的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可以有效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

同时实证研究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Ferto and Szabo（2002）对匈牙利水果和蔬菜部门农户的销售渠道影响因素的研究，Alene et al.（2008）对肯尼亚玉米种植农户的研究等。

由于不同类别的农产品保存期限的差异，对于需要立刻进入市场流向消费者的产品（如乳制品）和有一定保存期限的农产品（如肉制品），交易成本对其销售渠道和市场进入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下面以Staal，Delgado and Nicholson（1997）和Key，Sadoulet and De Janvry（2000）为例，以区分交易成本在实际测度中变量使用和测度方式的差别。

Staal，Delgado and Nicholson（1997）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奶业合作的案例研究证实了集体行动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其中政府对这种不完善市场的介入和支持起着重要作用。

de Janvry et al.（1991）提出了一个市场缺失的农业家庭模型，Key，Sadoulet and De Janvry（2000）对其进行了扩展，建立了存在交易成本的供给反应模型，并利用墨西哥玉米生产者的数据对比例交易成本（PTC）和固定交易成本（FTC）进行了测度。

Renkow，Hallstrom and Karanja （2004）根据上述的研究，对固定交易成本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市场距离和运输工具与FTC的规模存在弱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的封闭程度高的经济中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家庭财富与交易成本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TCE框架下分析交易成本对小农生产者的影响往往是采用离散分析。

笔者在梳理文献时也发现，尽管农业生产中不同类别的农产品由于各自的特性在生产者决策中也存在差异，但是研究者还是将一些共同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如市场距离、运输成本及获取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Behner and Bitsch，1995；Hobbs，1996，1997；Poole et al.，1998；De Bruyn et al.，2001；Bruyn et al.，2001；Boger，2001；Ferto and Szabo，2002；Maltsoglou and Tanyeri-Abur，2005；王祖辉等，2008；蔡荣等，2011；宋金田等，2011），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Hobb，1996；Boger，2001；Ferto and Szabo，2002；Maltsoglou and Tanyeri-Abur，2005；Alene et al.，2008；屈小博等，2007；黄祖辉，2008；应瑞瑶等，2009；姚文，2011；蔡荣等，2011；宋金田等，2011）。

这些基本因素来源于对交易成本的细分，并且在实际应用中都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二）企业决策交易成本与企业决策的相关性研究最早来源于科斯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随后经历了Coase（1960）和Arrow（1969）对该理论的发展，在Williamson（1975；1979；1985）整合性的研究中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个分析框架，对契约和组织及其与市场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实证研究文献收录于马斯腾的《契约与组织案例研究》，涵盖了新世纪之前对企业本身性质和内部组织规律的研究，即“企业理论”。

纵观早期的主要文献，制造业，特别是汽车生产企业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通常用1-2家生产企业多项交易的数据或多家企业同一项交易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如Monteverde and Teece （1982a）以GM和Ford两大汽车制造商1976年的部件生产为例的研究等。

马斯腾在其导论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围绕交易成本展开关注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和交易两者间的一致性，而这种展开方式是基于威廉姆森（1975；1985）关于交易成本两大来源的假定，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