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伤痕文学大学论文

目录摘要 (2)Abstract (3)前言 (4)一、伤痕背后的政治色彩 (5)（一）伤痕文学兴起背后的政治推手 (5)（二）不同以往的新政治色彩 (7)二、自我批判意识的缺乏 (8)（一）自我批判意识缺失的根源 (8)（二）解读文学作品中缺失的那份自我批判………10三、轰动背后的现实效应…………………………12总结……………………………………………………15注释……………………………………………………16参考文献………………………………………………16致谢……………………………………………………17重读伤痕之伤——浅论伤痕文学局限性【摘要】伤痕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文学思潮，它诞生于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重新处在思想大解放的特殊时期，它在诞生之日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后来中国社会思潮以及中国文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本文从伤痕文学背后的政治因素、自我批判、现实效应这三个角度入手来尝试剖析伤痕文学的局限性。

【关键字】伤痕文学政治因素自我批判现实效应重读伤痕之伤——浅论伤痕文学局限性【Abstract】The trauma literature was emerges in the late-1970s's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it was born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just finished, the Chinese society occupied the thought fully emancipated the special time, it has then aroused theenormous interest in date of birth, has had the inestimable influence to afterward the Chinese society ideological trend as well a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had the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 Originally from trauma literature's political factor and, the self-criticism, realistic effect these three angles obtains to attempt the analysis trauma literature the limitation.【key word】Trauma literature Political factor Self-criticism Realistic effect前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多数国人都有一种从噩梦醒来的感觉，适应国人解放的情绪宣泄的政治批判的需要，伤痕文学应运而生。

一大批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

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结束了文革中那段“非人”的文学的历史。

[1] 它率先以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艺术形象，让人们重睹了十年浩劫给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惨重灾难和心灵创伤，在改革开放的前夕，起到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作用。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篇短篇小说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意义。

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并创作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真正的社会主义悲剧，塑造了悲剧人物、悲剧性格，从而复活了悲剧艺术和悲剧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生命。

“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生活”，这种写实的手法开启了80 年代关注人性现实意义和价值的新的文学的道路。

[2] 在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也是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了人性在遭受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的高压璀璨下的人生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先导。

伤痕文学的这种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因此说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并不过分。

然而，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用一种现代的、理性的眼光和角度来重新解读伤痕文学时，伤痕文学的局限性就愈加明显。

伤痕文学的兴起、发展背后的政治色彩，伤痕文学自我批判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伤痕文学代表作品轰动背后的现实因素都是我们在解读伤痕文学时值得去深究探讨的一个有益的视角。

一、伤痕背后的政治色彩(一)伤痕文学兴起背后的政治推手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十年“红色经典”式的样板文学，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和政治体制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当时对于文艺的理解可以形象地用一句口号来诠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在“十七年”文学中，“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曾经是当时文学的核心概念。

一篇文学作品是否“正确”，是否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能否“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概念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的评判标准。

[3] 伤痕文学作家群是在“十七年”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那种文学形式甚至是服务于政治的价值观念已经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得深深扎根在其头脑中。

当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开来时，虽然在反映的文学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伤痕文学和以前的“十七年”以及“样板文学”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不再是一味地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先进个人，而在于揭示文革中那个让人狂热地丧失理性的制度下对于普通人的摧残和迫害，在“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上都有了明显的调整，甚至是分道扬镳。

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种巨大分歧的背后，从中可以理出一个明显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文学流派兴起都有着政治因素在其背后推波助澜。

“十七年”文学是在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刚刚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人民尚沉浸在新制度新生活的喜悦之中这样一个大背景，为了配合政治上翻天覆的巨大变革，以及出于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政治需要，文学主要的目的在于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为这个制度牺牲奋斗的英雄式的先进个人，体现一种重大深邃的“社会意义”以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

和政治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十七年”文学在其诞生之时就得到了政治权威的肯定和鼓励，进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主流文学潮流。

政治是它迅速的崛起、发展的有力推动器。

如果说把“十七年”文学当作是一部社会主义制度正面教材那么伤痕文学就是一部社会主义制度反面教材，人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阴暗甚至是丑陋的一面，而且它是在顺应当时政治形式下的一种被扭曲了的“正义”。

伤痕文学诞生于文革刚刚结束的特殊时期，1976—1980，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处于破旧立新的激烈变化时期。

“文革”时期的政治思维方式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之伤和在这个制度下被压迫的人们的悲惨遭遇的伤痕文学无疑是和当时为政治制度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甚至是想抵触矛盾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引发频繁的争议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快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障碍。

其中尤以1979年《河北文艺》发表的一篇李剑的《歌德与“缺德”》评论具有代表性，文章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

该文提到：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

这里，我们不搞一味地美化生活的歌舞升平，也不赞成一些人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

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全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4]结果《“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率先作出反应。

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

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5] 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大讨论大辩论迅速展开，对伤痕文学的“社会意义”肯定与否以及该如何来给伤痕文学定性、定位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但是在当时对于文艺界争论最后的仲裁权是在中央手中的。

在那个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的时期，从文革中平稳过度，没有酿成流血冲突的“新政治”表面上波澜不惊，在这之下其实早已蕴藏着另外一种声音，需要马上及时地得到发言。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以前被“四人帮”迫害下放的老干部老同志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因为在某个方面讲他们本身就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心中对于这场引发十年动乱的文革无疑是抱着否定态度的，但是现实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身份还不允许他们首先、直接地站出来对文革进行任何负面的评价，需要一个开路先行者，而这个重担无疑就落到了具有政治风向标功能的文艺界的肩上。

所以在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出现引发争议后，政治权威很快就直接介入到了这场争议。

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的直接授意下，伤痕话剧《于无声处》得意进京汇演并最终得以引起轰动；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歌德”与“缺德”的争论最终以伤痕文学的“胜利”而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

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伤痕文学得以正身，并被推到了社会政治舞台的最前端，进而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流行全国。

很多伤痕文学作家也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接受最广泛的关注和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