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的历史叙事探微

《悲情城市》的历史叙事探微

作者：周柳伊

来源：《今传媒》2018年第07期

摘要：本文以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为个案，探讨了《悲情城市》中历史叙事的方法和语言。即影片主要以小人物的历史见证、侧面烘托的历史叙述、诗意化的历史叙事的叙事方法来建构台湾近代的历史风云，并引发着对台湾“身份认同”的深度思考。

关键词：悲情城市；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7-0115-02

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的使命感和悲悯情怀，引领着不惑之年的侯孝贤告别了青春往事的个人体验，把镜头伸向了更宽广、更宏阔的视野，从1989年始他将目光投向了台湾近代的历史风云。1989年创作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电影艺术的一座高峰，也是迄今为止，侯孝贤最完整的“台湾史”作品，并以其对“政治电影”的突出而获奖。而《悲情城市》的历史叙事，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小人物的历史见证、侧面烘托的历史叙述和诗意化的历史叙事。

一、小人物的历史见证

在《悲情城市》里，侯孝贤一直试图寻找近代台湾历史曲折坎坷的根源，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不盲信由官方解释、判定的历史，而是站在台湾普通民众的立场”[1]，侯孝贤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动荡时代中普通人的生活遭际，且借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历史风云的变幻。个人苦难和政治洪流混合，较之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绘要更为深刻、真实。

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败撤离、国民政府迁台，台湾社会复杂多变。《悲情城市》对准林家这样的三世同堂，以林家失聪的四弟文清和护士宽美之间的情感发展为明线，串起林家家族命运的交织，且经由这一家人在大时代悲欢离合的回忆和叙述，见证1945年至1949年这段统治者转换替代过程中的台湾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矛盾。护士宽美，一个本应过着简单快乐生活、远离政治的女人，却在乌七八糟的历史环境中整日为亲人担惊受怕；失聪的四弟文清是个专业的照相师，他纵然失去了口耳的感触，却能通过一双眼洞明世事，并用照片记录历史的瞬间，文清手里的相机，让历史和现实无处可逃。他们都充当着历史的见证人。

“政治事件集中在个人命运上，历史‘悲剧’变成了家庭的‘悲情’”[2]。林家，一个台湾本省人的家庭，在统治者替换过程的短短数年间经历着寓言般的灾变和毁灭，林家老二到吕宋岛当军医生死不明，老三在上海参战后精神疯癫，文清追求平淡生活不得而无辜被捕，老大文雄在

冲突中被枪杀。而生活仍在继续，剩下来的老弱妇孺，仍要忍气吞声的赖活下去。而这不仅是林家，所有动荡社会下的小家庭、小人物的命运，大抵是相似的。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就是对台湾那段悲情历史含蓄而有力的展现，透过小人物的人生遭际全方位的见证了遣返日侨、“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历史事件。再如夹杂着日文词汇的日常生活用语，带有日本特色的家庭布置等文化细节，都是那段历史中台湾人独有的时代记忆。而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和细节，牵扯出的议题是侯孝贤关于台湾“身份认同”的深度思考。“《悲情城市》全片的重点即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隐呼应。”[3]在影片中，大哥林文雄说：“本岛人最可怜，一会儿日本人，一会儿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又如在宽容家中端午聚会那一场，大家剥着粽叶，调侃的语气夹杂着一丝愤慨与无奈：“...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啊，我们就那么贱，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老何，台湾一定会出事，准启你的笔，到时候你就是见证......来，敬见证”。因此与其说《悲情城市》是台湾历史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它是无数小人物对历史的见证，我们仿佛看到无数的林文清们向着历史悠悠举杯，朗声道：“来，敬见证。”

二、侧面烘托的历史叙述

侯孝贤以“诗”的方式走向自身所体验的历史深处。“我想传达的意思是：那个年代的精神压抑至今还存在着。我必须找一个容器来盛放这个想法”。[4]因此尽管《悲情城市》以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台湾本土居民起义为贯穿全片的叙事背景，却不同于中国传统历史影片对政治历史事件的正面切入和描绘，片中没有出现军队镇压、暴力、武装冲突等情节，而是从侧面围绕林家人展开故事，也使影片更显质朴与真实。影片以女主人公宽美倾向于诗话的日记体旁白，辅以阿雪与宽美信笺往来的女性化旁白，担任了声音的叙事者，用娓娓道来的画外音来回溯往事，并使用一些声画对位、字幕等镜头段落，从侧面叙述纷繁的历史事件。

如国民党长官在广播中突兀的带着口音反复念着公告，表示冲突事件仅是一件政府人员因查缉私烟和市民间的小小误会，并无许多伤亡。而此时，宽美的画外音响起：“今天收音机说台北发生事情，台湾人和外省人相杀，台北宣布戒严......大家都怕，一个战争刁一刚结束，另外一个战争怎么会接替就来，哥哥来医院找我，他和文清要去台北。这种时候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我知道他们一定有事情要做......”随后画面中出现的是在冲突事件中受伤民众的惨状，且多是老弱妇孺，以及警察在火车上对乘客肆意地殴打和搜查。这种对历史变动的侧面烘托、有意味对照的叙述方式比比皆是，且更显历史叙事的情感张力。

再如，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叠印和字幕来描绘客观性的历史事件。影片开头出现的叠印在画面上的字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五十一年”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返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以及片尾时右侧叠印的字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等等。

三、诗意化的历史叙事

侯孝贤本人曾说，他希望拍出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人物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也就显得那么理所应当、不可选择。正是这种“俯视的自然法则”态度赋予了历史叙事以诗性气质。《悲情城市》里的历史叙事像一条涓涓细流，侯孝贤采用了使剧中人、观众都游离于外的叙事方式，这体现在静默观察式的长镜头、固定镜头的运用、门窗式构图、情绪化的影像表现等镜像上，剧中人似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观众也像一个旁观者对人物曲折命运给予冷静而深切的关怀。

如大哥林文雄讲述遭遇时，说十二月的天很冷，整条路都没有人来；手头悠闲地沏着茶，头顶的灯兀自地摇晃着，好像一个经历世事沧桑的老人，对自己的人生遭际不动声色地远远观望。文雄最后在冲突中中弹身亡，镜头固定在一个位置从长长的走廊拍摄过去，如同旁观者静观他的人生遭际，而这也是浮在影片背后的文雄们在时代变迁中的宿命。

《悲情城市》中大景别、门窗的构图也贯穿影片。侯孝贤认为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禁锢在一扇门里跑不掉，借助窗棂，影片形成了疏离、冰冷的视角，使剧中人像在一个舞台似的镜框里扮演者自己的角色、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也使得观众游离于外，以冷静的眼光去看待这段历史的“悲剧”和家庭的“悲情”。如影片中通过窗棂的间隔表现黑道人物谈判过程中的复杂心理，等等。

此外，贯穿在历史这一叙事中的还有一个“情”字，无论是宽容与日本女侨静子间若有若无的爱恋，还是文清兄弟间深厚的手足情等等，都显得十分美丽动人。正是种种情感、温馨美好的家庭片段的夹杂，为影片的历史叙事添上了一抹温情的暖色。如静子离别时，唱着日本小调《红蜻蜓》，镜头略过坐在钢琴旁的宽荣，紧接着移过静子。随后的一个场景中，也使用了两个镜头分别表现静子插花、宽荣手书的情境，镜头正是通过对两个人的分别捕捉，营造着离别时那种放佛相隔遥远的内心感受。二人那含蓄内敛的爱恋也反映了一个历史侧面，虽然因政治的变化遣返日侨，而人与人相处出来的深厚感情不会变化，这也体现了侯孝贤对人复杂面的深刻了解，也让我们在台湾回归祖国后对其“身份”的定位产生更为深度的思考。

四、总结

侯孝贤通过小人物的历史见证，侧面烘托的历重塑着台湾人自己的身份，为历史留下见证。影片《悲情城市》令我们难忘的并不是其中包含的历史细节或历史真实，而是那“游历戏梦人生，静观人世风尘”态度下诗意化的历史叙事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从而把历史叙事表现得更有意蕴、更有厚度。

参考文献：

[1] 金淑兮.论侯孝贤电影的诗性气质[D].杭州：浙江大学，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