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史

一、中国话剧的起源话剧是泊来的西方戏剧品种，较之源远流长的中国戏曲艺术，它则是后起之秀，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被中国人引进的西方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被中国人不断地吸纳和改造，从而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话剧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它不以歌舞演故事，而是以对话、形体动作和舞台布景创造真实的舞台视觉。

但在艺术精神上，同中国的传统戏曲乃至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立了内在而深厚的联系。

它已经把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转化具有现代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样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是涌入中国之时，中国传统的戏曲也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遂有了“时事新戏”，已溶入了话剧的形式。

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演出方式同传统经曲迥然不同，其中一些情节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为后来以文人演剧活动奠定了基础。

所以，人们把学生演时事新剧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

二、中国话剧的萌芽改良的中国戏曲，虽对西方戏剧有所借鉴，但还不是真正的话剧。

学生演剧，虽有些接近话剧，也只能看作是中国话剧的准备，一般戏剧史学家把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的《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

李叔同、欧阳予倩诸人创办的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获得了在东京的中外人士的称赞。

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

这种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

不久，又演出了根据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此剧在内容上很有现实性，采用分幕方法，以及对话的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确立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即后来才定名的话剧艺术形态。

三、文明戏的脚印文明戏是当时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的产物，是中国话剧的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杂糅混合的过渡形态”。

尚缺乏自己的东西和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尽管它曾兴盛一时，但还没有扎下根来。

如当时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文明戏也逐渐衰落，但将戏剧作为生存手段，出现一批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的家庭剧。

在文明戏误入岐途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却异军突起。

它就是新式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受过西方教育，他把学生演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于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

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了社会现实问题。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文明戏虽然衰落了，但也为“五四”新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1928年，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来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正式定名为“话剧”。

四、“五四”运动与话剧的形成191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旨在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新剧，即话剧，也在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形成。

在狂飙突起的反封建文化的浪潮中，文明戏早已难以担当宣扬新文化的使命。

而旧剧，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在“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看来，是应该推倒的旧文化的堡垒。

因而有了新剧旧剧之争。

有人主张保存旧剧。

他从西方话剧与歌剧分流的特点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戏曲与新剧应并行不悖。

也有人从中西戏剧的比较中，认为中国传统戏曲“重写意”，有别于西方戏剧的“重写实”，因而，应当吸引中西戏剧之长，创造一种“国剧”。

中国人引进西方戏剧，明显带有为我所用的目的。

“五四”新剧的倡导者们特别钟情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

胡适就推崇、介绍过“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对于处在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在此剧的影响下，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呈现出“五四”话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

“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

当时，西方已经产生和正在兴起的戏剧思潮，几乎都被中国人敞开胸襟吸纳过来。

如唯美主义戏剧对中国早期戏剧的影响。

欧阳予倩《潘金莲》，女主人公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一个“淫妇”形象。

但在作者笔下，潘金莲却成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

她对猥琐而矮小的丈夫武大郎毫无感情，却深深爱上了她的小叔、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

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思潮，也同样吸引着中国剧作家。

它对人之心灵的探索和使之外化的手法，格外引人注目。

洪深在他的《赵阎王》里，表现一个中国士兵赵大携不义之财，逃遁于黑森林中，内心惊恐万分，经受着灵魂的拷问和幻象的纠缠。

因此，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为中国话剧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存有了更深的立足之地，也逐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所吸收，成为中国诗化现实主义的机构成因素。

五、话剧的确立西方戏剧，在中国经过文明戏分阶段的过渡，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培育，这个“舶来品”终于在中国确立。

其标志是：新的戏剧文学的产生，有了一支从事话剧的队伍，有了专门的戏剧教育，“爱美剧”即业余演剧制度的兴起，业余剧团的活跃，话剧导演制的初设等。

“爱美”意即“业余爱好者；业余的”“爱美的戏剧”，是借鉴了西方小剧场运动兴起时，反对演剧追求商业利益，专心戏剧艺术的做法。

最早提出“爱美的戏剧”是汪优游。

他认为，商业势力的介入使得戏剧是片面强调营利，因而损害了艺术。

此后的“爱美的戏剧”运动，曾构成“五四”戏剧的一道风景线。

包括一出《少奶奶的扇子》（洪深）轰动上海，使之话剧声名大震。

六、田汉及南国社“五四”新剧运动中，田汉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他的剧作具有多样的探索，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

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

田汉（1898—1968）执教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他与欧阳予倩、唐槐秋、高百岁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起组织戏剧演出活动。

有人认为，自从有了南国社，新剧才有了生机。

独幕剧《获虎之夜》（发表于1924年）是田汉早期的代表作。

它描写湖南乡下的一个猎户人家所发生的悲剧。

田汉把中国农村的猎虎传奇同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巧妙地融为一体，写得凄婉动人，颇富诗意。

另一著名悲剧是三幕剧《名优之死》。

民国初年，京剧名优刘鸿声，早年演出轰动一方，到了晚年却因剧场萧条而失望，悲惨地死于台上。

这个真实的悲剧，给田汉留下痛苦记忆。

他把一个普通的悲剧，升华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和崇高诗意的悲剧。

同时代，丁西林在喜剧上出类拔萃，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喜剧模式。

早年留学业英国的丁西林（1893—1974），把英国式的语言技巧和行为矛盾的幽默喜剧风格，带给了国人，从又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戏剧文学的成就。

《一只马蜂》（1923）、《压迫》（1926）、《三块钱国币》（1939））等，旨在讽刺不合理的现实，语言机智幽默，耐人琢磨，结构巧妙严谨，剧情生动感人，每部喜剧都是精品，为中国新喜剧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范本。

七、渐渐走向成熟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饱经忧患的年代，民族和阶级矛盾激化，使这一时期，中国话剧转向对现实主义的侧重，一扫既往的浪漫、感伤的基调，而转向悲愤、抗争，主动地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国家的重任，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开始走向成熟。

其主要特点是：把话剧同中国社会的、人民大众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借鉴西方话剧的同时，更以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对这一外来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成为为中国现实所需要、为中国民众所喜爱的戏剧品种；涌现了曹禺、夏衍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一批杰出的剧作。

同时，职业剧团开始出现，演剧艺术接受和达到世界的水准。

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

1932年—1933年间，工农演剧活动也活跃。

一些话剧界人士深入上海工厂，组织工人戏剧活动。

一些学生剧团和专业剧团，也来到工人中间，为他们演出，并辅导他们进行话剧排练。

同时，话剧了开始走向农村。

“红色戏剧”是特定历史年代产生的群众性戏剧活动。

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井冈山一带开创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革命军队。

为此，红军特别建立了专门负责启发群众觉悟的宣传队。

1932年，江西瑞金成立了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每逢节假日都举行话剧演出，还经常到乡间巡回演出。

红军长征后，将“红色戏剧”的种子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八、曹禺三部曲及其他名家名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曹禺和他的戏剧《雷雨》、《日出》和《原野》。

以其深邃的内涵、纯熟的技巧，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

曹禺（1910—1996），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导师张彭春对他格外器重，他则以扮演娜拉等角色而闻名，崭露表演才华。

1928年，入南开大学政治系，翌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在校期间，继续演剧并攻读了大量的中外剧作。

于1933年毕业前夕，年仅23岁，即完成了处女作《雷雨》，一鸣惊人。

继而又发表了《日出》（1936）、《原野》（1937），名震剧坛。

他的三部曲，犹如一座座的丰碑，从而也决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奠基地位。

夏衍（1900—1995），中国著名的剧作家、电影编剧。

1937年，经过夏衍又创作了影响颇大的多幕剧《上海屋檐下》。

它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颇受契诃夫风格的影响。

田汉这一时期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的三幕剧《回春之曲》。

田汉借主人公之口，喊出了不能让中国军人的血不能白流的怒吼，意在召回中华民族的春天，演出时颇具震撼力。

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１９３０）、《香稻米》（1931）、《青龙潭》（1932），较为著名，反映了农村生活。

李健吾（1906—1982）的成名作是《这不过是春天》（1934）。

九、职业剧团的出现与20年代的“爱美剧”，即非职业、非营利的戏剧组织不同，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

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最为著名。

1933年，中国旅行剧团成立于上海，其团长唐槐秋曾为南国社成员，有着较为丰富的演剧经验。

他带领剧团辗转于南北等地，既演出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话剧，也演出中国剧作家新创作的名剧，造就了一批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话剧观众。

十、抗战初期的演剧活动1937年7月，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燃起了抗日怒火，中国话剧界人士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

其发展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七七事变“后，在上海上百人参与演出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场面宏大，气势昂扬，传达了人民誓死抗敌的心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