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辛弃疾的比较培训课件

苏轼和辛弃疾的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的比较

宋词是我国古代文学光辉夺目的巨钻，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同唐诗并称双绝。在宋代众多杰出的词人当中，我最喜欢的两位词人便是苏轼和辛弃疾。他们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轼、辛弃疾的平生经历和词作创作背景不同。苏轼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代，其词的内容没有太多的忧国之亡和愤外族之侵，而是以怀人、念友、际遇、人生感情等题材为多。辛弃疾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如火如荼的南宋时代，烽火连天，哀鸿遍野，他的抗战主张受到阻碍，爱国、救国雄志被扼杀，因而其词作里颇多忧国忧民、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等题材的作品。

苏辛词都具有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但各有特点。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同样的豪放风格，在东坡词和稼轩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跳荡流溢着自由奔放，乐观开朗。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与其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苏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稼轩词的豪放风格，常常饱含着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和雄奇而沉郁的个性，他所创造出来的比苏词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与他生动而夸张的描绘及想象，构成了辛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苏轼对生活的乐观，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他的词总是那种活泼自然，动荡跳跃，慷慨激昂。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苏词豪纵旷达，随遇而安，性情古雅；辛词生猛用力，气节悲壮，有为国奔走呼号之概，落拓幽怨之容。因此苏轼

之豪放词可用“豪壮”二字概括，而辛弃疾之词须用“悲壮”二字概括，人生观不同，气度故殊。

同为豪放派，苏东坡在胸怀上显得广阔，辛稼轩在气力上显得宏大。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它们分别是苏轼、辛弃疾的“怀古”名篇。虽同是豪放一派，但词中所表现出来的词风不同。《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两首词在结构上均为“地点+怀古”，主旨上均为托古喻今，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还自我之情愫。不同之处是苏词中抒情多直抒胸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风格显得开阔明朗、旷达乐观。辛词中抒情多与典故结合，风格显得含蓄蕴藉、激愤沉郁。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奇伟壮丽的江山景物，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所构成的宏伟壮观的艺术形象，正是苏轼积极有为的抱负，开阔爽朗的性格，以及他那种不因政治上受挫折而丧失生活兴趣的人生态度的充分反映，是他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的集中表现。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面对滚滚不尽的长江，追缅往事，遥想将来，心潮澎湃。赞扬杰出的历史人物，讽刺苟安求和者，表示了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坚强信念，传达出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词中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词“大江东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生活丰富、思想复杂、才华卓越，艺术上成熟并孜孜以求的词人，东坡和稼轩的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除了那些抒发个人豪情壮志的作品豪放奔腾的主流之外，也有许多缠绵潇洒、淡远飘逸之作。苏轼的悼亡词，显得沉痛悲凉；描写农村生活的词，又那样轻快明朗；抒发寂寞情感的词，显得幽冷；描绘复醉三更的词，又那样地飘逸。辛弃疾的词，才兼众体，不拘一格，能刚能柔，纵横如意。他的长调宛转激昂，短调温柔慷慨，或纵横奋厉，或婉丽清畅，他的这种依作品内容而表现出不同

的风格韵致，充分体现了词人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驾御能力，以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

苏轼、辛弃疾词的共同点还表现在他们对作品题材的开拓。他们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放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生活内容。苏轼把过去诗家惯用的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用词来加以反映表达，给词的创作带来更为广阔的领域和勃勃气机。辛弃疾进一步地、充分地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功能，融汇诗歌、散文、辞赋的特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正是这种大胆的独创，形成了苏辛词独特的艺术风格。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辛弃疾信奉老庄，他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是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苏辛在驾御语言的能力方面，更见其技艺的高超。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的诗句的吸收，偶然也运用当时口语，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辛弃疾与苏

轼相比，不仅运用古体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和大量的民间口语入词，不论经史，诸子、楚辞、以及杜甫、李白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文，往往信手拈来，糅入词中，形成了新鲜活泼的气息。苏轼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首先指的是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体制，向“士大夫化”发展。在苏轼之前的“曲子词”的曲子，基本上是“轻音乐”“软性文学”。到苏轼将词题小序发展起来，做词寓以诗人句法、引议论入词、大量用经、子典故，突破音乐对词体的约束，如《临江仙》。苏词充分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是典型的士大夫词。

辛弃疾“以文为词”，善用古，亦善用俗，语汇最为丰富，而且句式骈散顿挫，语法变化多姿。他所倡导的“以文为词”成功地将辞赋古文的章法、句式以及议论、对话等具体手法移植于词，为散文艺术与词体创作之间打通了道路，扩大了词的表现方法。在用典使事方面，驱遣自如，广博精当，不但善于点化前人的诗句成语入词，而且特别善于化用经史子小说中的语汇入词，显示出熔铸百家、陶冶经史的特色，同时他还大量地运用表现力很强的口语、俚语入词，化朴为美，新鲜活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驾驭语言的高超艺术腕力。

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