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主要方面论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最终破裂_李翔1130900078

从三个主要方面论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最终破裂作者：李翔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地信3班学号：1130900078引言：本文坚持认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最终破裂，将从历次全球气候谈判发展趋势、全球气候的自然人文关系、区域性矛盾这三大方面来进行具体论述。

正文：一、历次谈判发展趋势大致列举一下比较重要的谈判事件，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日本京都制定《京都议定书》，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所制定的《巴厘路线图》，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议定的《哥本哈根会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文简称《公约》，是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截至2004年5月，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

这个公约的诞生便是全球气候谈判的起点，但是从内容看，它的成立建立在一个理想的状态。

例如，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

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

”这两点的提出就要求发达国家在减排中承担几乎所有的责任，不仅要使本国的减排量达到指标，还要承担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这无疑是一项巨大“回报甚微”的投资。

而对于一些工业发展快速的发展中国家不进行法律上的约束，这样会使发展国家认为自己的工作徒劳而不公平。

况且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常处于经历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再以牺牲经济来进行减排的治理。

所以《公约》的实行具有理想性、不可行性。

2.矛盾在之后的15次缔约国会议中愈发展现出来。

1)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间（2008年-2012年间）欧盟国家平均仅减排了2%，距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到2012年减排8%的目标仍相差较远；加拿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增加了27%，而承诺是到2012年减排 6%。

其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就显现出来了，发达国家都没有如期达到指定的减排目标，由于条约的束缚，各国面临经济上的收益削减，再加上欧债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威胁，，契约国中的发达国家在这4年眼睁睁得看着发展中国家“成长”而本国却在为发展中国家出钱出力，自然会心生不平。

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在2001年3月，布什政府处于经济原因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2011年12月，加拿大环境部长肯特也表示，当年决定加入《京都议定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由于《议定书》的减排控制纲要并不适用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气体排放国，所以注定会失败，而加拿大也决定退出。

这里谈到的中国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中国正处于高速、粗放型经济增长，对于我国人口的特殊性、对于碳排放的需求之巨大、对于减排技术上严重缺口，都使它难以承受如发达国家一致的减排指标。

所以这些复杂的因素使世界各国难以达到一致的看法，谈判的利益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2)《巴厘路线图》对于《京都议定书》的补救失败《巴厘路线图》所提及的中心内容：加强国际间合作；将美国纳入减排责任国的行列；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资金技术问题；进一步落实《公约》的时间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承诺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责任。

但是其长达2年的谈判进程已经反映出各国之间对于责任义务的相互推诿，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上的巨大分歧，使这次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果。

3)《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有法律效应的文件的“难产”——特别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举行之后所矛盾的凸显不同于二十年前发达国家主动承担相应减排义务，如今世界格局在日新月异的变革。

在经历过《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发达国家，由于普遍没有达到预定的治理标准，又因参与治理、限排等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在国际上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所以，一时间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加入到了“明确而坚定”反对阵营。

澳大利亚政府加入《京都议定书》最迟，在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时三心二意，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经常装聋作哑，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做承诺。

澳大利亚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温和反对派。

欧盟也从上一期的积极领导者转而退居中立者的角色。

可以看出，《京都议定书》在“主力军”——各发达国家的反对声中已经四分五裂，它的存亡岌岌可危。

尽管2010年的坎昆会议最终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却没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谈判最终协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涉及减排、资金落实等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从以上的发展历程看，我们已经可以预见谈判的最终破裂。

二、全球气候的自然人文关系1.全球气候面暖的不可逆性在十年前，这个问题还存在着许多的争议与质疑。

很多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只是科学家们的杞人忧天，但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气温升高、降水减少、极端天气气候的频发、冰川的消融、，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

世界冰川面积从十九世纪以来已经减少了50%。

目前在安第斯山、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和落基山的冰川的消失速度还在迅速提高。

2005年3月吉力马札罗山顶的冰帽几乎消失了，它从上一次冰河世纪以来已经存在了11000多年了。

冰川的损失不仅直接造成了山体滑坡、山洪暴发以及冰川湖的外溢，同时也增加了河流年度内流量的起伏变化海平面的持续上升。

尽管一些科学家通过对南极俄罗斯的“东方”号深钻的获取物分析得出地球正处于降温的周期，但是他们忽略了在此过程中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碳排放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造成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使得大气吸收了大量本该反射回宇宙的能量。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0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发表一份评估报告摘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有超过90%的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

再有科学家通过卫星对南极拍摄的遥感图像发现，2006年一块面积如同一座小城市的冰山从南极大陆永久冰层里解体出来（附图一），与此前2002、2005年解体的冰山一同表明南极大陆的坚冰正在经历大规模解体、融化，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事实。

2.减少碳排放的不可行性由于发展与燃料的燃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无法停止燃料的燃烧，工业需要燃煤、交通需要燃油、生活需要供暖制冷、农业发展也需要机器的运作。

发达国家是靠高碳排放累积所获得的，然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更佳迫切地需要积累碳排放来达到相应的发展水平来满足人民的需求。

所以，燃料的燃烧是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美国才会花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购买并囤积大量的石油以供今后的发展需求。

如今世界人口已经高达72亿，预计到2025年将突破80亿，2050年将达到93亿，为了维持如此众多的人口的生计，相应的能源需求也不断地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碳排放的限制将是灾难性的。

地区得不到发展，人民得不到必要的生活供给，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就算发达国家能够将减排如实地进行下去，有报告指出，就算达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指标，全球的平均气温仍会升高1~3摄氏度。

普林斯顿大学气候物理学家托马斯-弗罗利彻(Thomas Frolicher)宣称，即使未来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中止，仍无法逆转全球气温持续升高，未来地球将继续升温数百年。

更何况发展中国家在碳的排放量上也逐渐升高并占有一定比例，再加上缺少资金与技术的支持，如此一来，减排的施行也就更加的举步维艰了。

3.“低碳时代”的局限性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世界文明先后经历了三次浪潮，每次浪潮都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

第一次是农业文明，实现人类农耕文明的兴起；第二次是工业文明，带来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第三次是信息化，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第四次，即低碳化浪潮，带来低碳文明。

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低碳化：能源低碳化、交通低碳化、建筑低碳化、农业低碳化、工业低碳化、服务低碳化、消费低碳化。

就拿非洲和美国作为一对典型的例子，美国能够发现并利用核能、氢能、生物质能等高科技低污染的能源、能进行混合动力车的流通、能建造低能耗高效率建筑、能在农业上合理利用并节约资源、能做到净化工业废气、能具备高效的物流、能普及绿色经济的理念。

相对来说，非洲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难以解决，能实现能源够用、有代步工具、有房住、有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能进行货币流通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条件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低碳”的理念的落脚点都难以站稳，低碳，是为了人民更好的生活，但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铺垫，低碳时代的到来终究为时过早。

而类似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还很多，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极广，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他们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的技术向其它发达国家进行交流，而不是在全球的范围之中。

本文认为低碳型发展是可以在局部率先产生的，但是对于众多欠发达的地区，他们所需要的更多的是粗放型的发展（见效快，成本低，利润大）。

因此本文认为谈判中包含的理想型低碳时代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发达国家做不到无条件大力扶持欠发达地区的低碳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做不到在低碳条件下快速发展。

三、区域性矛盾1.“两大阵营”，“三股力量”气候博弈由“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组成，其主要谈判的焦点是对于碳排放的历史责任的承担、资金、技术转让。

“三股力量”是指欧盟、美国、77国集团和中国构成的，这三股力量党聚集原因是其利益的集团化，如何分担减排的义务是这三股力量的搏击点。

《公约》的核心内容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对此，美国不愿意承认此项“有区别的责任”，对于发达国家阵营来说缺少了美国这跟顶梁柱，各国在参与承担义务的过程中也会抱有一丝顾虑。

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许诺在2020年之前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设定一个“绿色气候基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但结果是美国坚决反对设立此项基金，沙特阿拉伯也同意美国的观点，资金无法到位，就算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实施下去，这显然是对气候谈判法律效应的公然挑衅，侧面反映出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呈现的霸权主义。

在历史责任问题上，发达国家是处于较被动的地位的，但对于碳排放的量的界定，这些国家曾通过现人均碳排放的减少来模糊混淆过去大量的排放事实，不但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反而试图将现在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责任“放大化”，企图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这不能不说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谈判下的阴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