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看历史兴衰

从圆明园看国运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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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通过对圆明园这一历史遗迹的考察，以各时期中国的财政状况为切入点，探究中

国国力的兴衰，并进一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关键词：圆明园，财政，国运，清朝，民国，新时期，社会制度

3.主体部分:

引言：圆明园的兴衰际遇，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自清以来的成败，通过对圆明园的考察，我们希望能从中看出国力的兴衰，总结出更多的教训与经验，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46年（1709年），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里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但自1860年10月以来，圆明园相继遭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页屈辱史。

圆明园堪称清王朝甚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园林，下面我们就以圆明园为缩影，通过政府财政状况，分析中国国力强弱的变化

一、1709年~1860年——兴建

1、康熙时期（公元1661年—公元1722年）

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抵抗并有力反击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7日)，维持了东北边境一百五十多年的边界和平。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以及清王朝的经济政策（如“永不加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国库收入，为圆明园修建提供了经济基础。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了园额“圆明园”。

2、雍正时期（公元1722年—公元1735年）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而与此对应的，是政治的清明与经济上的富庶。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生活俭朴。胤禛在位仅仅十三年，显得十分短暂。但是，他的政绩很可观，严禁朋党，整顿吏治，强调务实，多所建树，在不少方面实为超过康熙。“耗羡归公”、“养廉银”等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政治清明，“摊丁入亩”的政策有利于缓解阶级矛盾，同时由于用人和理财有方，雍正时期进入了清朝最富庶的阶段，国库存银达六千万两之多。无疑这会促进圆明园的扩建。

3、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

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的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

于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对圆明园的进一步调整扩建，正说明了当时国力的鼎盛。

据史料记载，乾隆帝即位后，在政治上改变“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复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进一步笼络了各方力量，促进了清王朝的统一团结；军事上多次平定西部少数民族贵族叛乱，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但外交上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和周边属国友好往来，而对西方则坚持“闭关锁国”，为大清日后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封建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在这个时期，圆明园经历了从创建到鼎盛的阶段。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然而这种浩大的工程，必然是出自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并且其社会背景必然是和平稳定的，而它如此快速的扩建，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较高的封建经济水平。到此为止，圆明园的形象都是辉煌而自豪的。

二．转折（1800---1860）

疆域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激增，手工业的发达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然而这一时期文化高压、闭关锁国的政策抑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为清王朝的衰落与灭亡埋下了伏笔。这一本质上的落后在1800至1860这一阶段得以深刻体现。

根据清史档案，继康乾盛世之后，嘉庆皇帝继续扩建圆明园，并于1800年把从盐政中得到的10万两白银用于圆明园工程，广储司也曾拨给圆明园5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仅1809年，绮春园完成了173间厢房、260条廊道、6座亭子的建造，总共花费33万两。1830年，道光用25万两白银再建造了新的寝宫慎德堂。从康熙建园到1850年为止，圆明园的建成共花费了白银两亿两以上。

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存在许多危机，开始由盛转衰。国家的长期繁荣与和平，造就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猛增到了1850年的4.3亿，而同期耕种面积仅增长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至1.86亩。同时，“摊丁入亩”使得国家正常赋税增长不多，加上大修圆明园，国库日益空虚。

鸦片走私也成为影响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祸源。据估计，1681~1827年，“输入中国的银元和银块纯额约7000多万两，合银元约1亿”。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后，扭转了白银的传统流向。1827年起白银开始由入超正式转变为出超。到了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1830~1831年，白银输出达388万两之多；1833~1834年，输出白银434万余两；最多的是1836~1837年，输出白银高达1345万余两，相当于当年清朝户部平均收入的99%以上。林则徐禁烟前10年，白银输出总数大约在3000万两以上。正是鸦片掠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才导致了中国银源枯竭，银价上涨，给中国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影响。1800年前后，铜钱1000文，可换白银1两；到了1838年前后，则需铜钱一千五六百文，才能换白银1两。银贵钱贱，不仅使清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