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地理学的一个样板_宣化方言地图_评介

求实2005.

Ⅱ文化教育研究

语言地理学的一个样板

———《宣化方言地图》评介

黄晓东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083)

〔作者简介〕黄晓东(1976-),男,浙江金华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讲师,文学博士。

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G rootaers )[1]是把西方语言地理

学运用于汉语研究的第一人,其代表作有《汉语方言地理学》;而他的学生王辅世先生则是实践贺氏理论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宣化方言地图》。该书是王辅世先生提交给辅仁大学的硕士论文,完成于1950年,但直到1994年才由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正式出版。虽然尘封了近半个世纪,但该书作为“语言地理学的一个样板”(见书前《贺序》,原文作“版”

),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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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该著的主要内容全书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概述中国的方言及研究现状,指出中国的方言调查研究还很不充分,然后说明方言调查至少有以下几个意义:1.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调查区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可以求出地理环境与语言的关系;3.可以补充说明当地居民的历史。对于方言调查意义的认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言调查的方法。本章第三节即介绍方言调查的方法及作者的调查心得,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下文着重讨论,兹不赘述。本章最后简述在河北宣化进行调查的经过。

第二章即本论,共十六节。在概说中说明绘制方言地图的步骤,接着分节分析十五个调查项目的同言线,包括十二种虫、鸟的名称及两个人称代词和一个疑问代词,即蝴蝶、啄木鸟、蜻蜒、喜鹊、石龙子、蚂蚁,钱龙、蜣螂、田鸡、蝌蚪、叶肢介、薮螽、我、我们和什么(其中“我、我们”合为一节讨论)。

这十四节的行文顺序基本一致,首先介绍所调查虫鸟的学名、形态及习性等(代词两节无此项内容),再列出该项目在不同地点的所有读音;接着从音位、声调、重音、小称等角度把相似的读音归并成组,每组各赋予一种符号,在图上标

示出来(为叙述方便,我们称之为“方言特征图”

)。然后观察图上各符号的分布情形,归纳分布大势及特例,并解释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如外方言、地形、交通线的影响,命名心理的不同及年龄差异等。经过一番归纳、分析及解释的工作之后,作者往往再根据该调查项目绘制—幅方言区划图,并在图上标出各个方言区,如宣化方言区、万全方言区、泥河方言区、受泥河方言同化之万全方言区、经变化后之万全方言区及不明区等。其中尤以宣化方言区和万全方言区出现频率最高,几乎见于作者所绘的每幅方言区划图中。有时材料较简单,规律较明显,作者就将方言特征图和方言区划图合而为一,只用一张图表示,如“蜻蜒”和“什么”两节;有时材料过于庞杂或缺失,作者“为慎重计”,只画出方言特征图而无方

言区划图,如“蝌蚪”和“叶肢介”两节。

本章的讨论是个别进行的,为了解宣化调查区的方言全貌,必须作综合的研究。作者在本章最后一节《尾语》中指出:“方言地理学就是要靠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对于历史、地理和其他社会现象作有力的说明,但同时还要研究历史地理对于方言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是互相说明的。”所以作者除了在本章中对每一幅特征图分别进行一定的解释外,接着又用了两章的笔墨分别讨论历史和地理对于宣化方言的影响,从而补充、印证了前面的解释。

第三章讨论宣化方言和历史的关系,以历史背景对第二章各节地图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加以解释。如第二章所述,作者从方言调查的结果中已经看出万全方言的存在及其对宣化方言的影响,表现在地图上,就是在地图的西北角经常出现一个万全方言区。本章即考察宣化与万全两地的历史沿革,重点讨论明代政治区划对今宣化方言的影响。作者遍查史志,甚至利用各村庙宇内的钟铭以补史志之不足,终于确定了明代万全卫和宣化卫的势力范围,由此进一步划出万全方言发展于宣化卫之区域。

在第二章中作者亦注意到东南角泥河方言区的存在。故本章最后试图考证泥河方言区的历史背景。史载明成祖北征蒙古和明武宗巡幸宣府大同都曾经泥河谷,作者由此推断该河谷地带历史上即为交通孔道,亦为方言传播之途径。

第四章讨论地理环境对宣化方言的影响,主要就山脉和水系作“举隅的讨论”,因为在作者的调查区域,只有这两种地形对当地方言有显著的影响。

第五章为结论,根据前三章的讨论把各同言线集中于两张地图上,分别观察宣化方言与万全方言、宣化方言与泥河方言的关系,最后对宣化方言的演变趋势作出预测。作者认为,宣化方言始终受到万全方言和泥河方言的侵蚀,不过从大的方面来看,宣化方言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

二、该著的重要价值

该著虽是中国语言地理学的“披荆之作”(见书前《贺

序),但选材精当、描写细致、分析缜密、图文并茂,实不愧为语言地理学的经典之作.石汝杰先生(1997)评价贺登崧神父

的《汉语方言地理学》[3]

为“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该著亦堪此誉。它在实践上为汉语方言研究尤其是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给人以诸多启示。下面结合笔者的调查经验略陈几点体会。

1.选点。作者认为:“调查区的面积越小越好,在小的区域作精深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比在大区域作广泛的调查所得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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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更大的价值。”这与其师贺登崧(2003:8-9)的观点一致。贺氏认为,应当把调查区域分成多个子块,每人负责一块,这比一个人在多个区域进行调查要有效得多。因为方言的地区差别太大,如果调查者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很难开展工作。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贺氏曾经调查了大同市东南地区的方言,主要是桑干河南岸一个东西长60公里的区域。而该著的调查是在宣化县境内进行的。我们想补充一点,即所选区域以存在一定的方言差异为宜,否则似缺乏足够的语言地理学研究的价值。

2.遴选项目。

作者认为,调查项目的遴选要由调查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如果时间充裕,就可以作一个完全的调查,从语音、词汇、形态、措辞等各方面研究。若时间有限,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容易看出方言特色的材料”。而最能看出方言特色的材料就是虫、鸟的名称,因为它们是最不容易变化的。当然作者也不排斥其他材料,例如他在调查中发现“我”、“什么”这两个代词也存在较大的方言差异,就增补为调查材料。

我们认为,在作面上的调查之前,应先选择几个差异较大的点作较深入的调查,在作比较之后,按工作量的大小遴选语言项目。这样可以避免各个点上调查项目不均甚至需要返工的问题。

3.选择发音人。

作者认为理想的发音人“应当是不识字的和不曾离开本地的人”。由于该著中的调查材料多为虫、鸟的名称,故基本以男孩子作为发音人,“因为他们日常和虫、鸟接近”。

我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选择发音人的标准也应有所变化。现在许多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孩已非终日与虫鱼鸟兽为伴了。一个原因是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大大提高,许多农村孩子甚至上得起幼儿园了;另一个原因是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和玩具,例如看电视、打游戏机等。据笔者的调查和观察,现在老人要比年轻人和孩子更热悉农村生活和农村风物。因为年轻人如今大多外出打工,对农村风物已经感到较陌生。

另外,选择什么样的发音人也要看调查项目的性质。如果需调查语音和语法项目,最好还是选择略具文化(如小学程度)的发音人,因为他们更易理解调查者的意图,从而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

4.调查和记音方式。

作者认为不能给发音人以语音提示,应尽量用实物、图片或手势来调查,而且调查者应尽可能用当地话与之交谈。作者强调一定要记录声调和重音(我们注意到贺氏在大同东南地区调查时有的项目未记声调,重音则似乎都未记录),并且要用严式音标记音。我们对上述各条完全赞同,尤其是记重音这一条,是经常为大家所忽略的,不过对于汉语来说,音节重音有时也不太好把握。另外,由于作者(贺氏亦然)在文中经常利用当地人的命名心理对各种词形(作者及贺氏文中指同一语言项目在各点的不同叫法)进行归类和解释,故我们在调查时也应当经常询问发音人“为什么把……叫做……”并作记录。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当地每个人的命名心理都相同呢?如何做到减少其中的随意性?

5.绘制地图。

作者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方言地图的绘制办法(贺氏2003:9-11也有类似的说明),我们总结如下:

(1)基础地图的绘制。

地图要精确,保证每个调查点在图上都有表示;图上要标注经纬线、山脉、水系和交通线,可以采用绘有等高线的地图,也可用色彩的不同来表示地势的高低;为了使地图清晰醒目,地名(如村庄、乡镇)尽量用代码表示。

(2)特征图的绘制。

首先要把调查到的各种词形进行归类。这时要运用语音学的知识,当地人的命名心理甚至需作各种假设。然后在地图上用各种符号标示各类,符号一要醒目,二要有系统性和层级性,即大类之间符号迥异,小类之间符号相似。最后画出某方言特征的同言线。

(3)同言线的绘制。

贺登崧(2003:33)给“同言线”所下的定义是:分隔两个词形的分布地域的界线。该著则采用L.R.Palmer的说法:在方言地图上把有同一声音处理(s ound treatment)的地方,用一条线圈起来,这条线叫“同音圈线”。但作者指出,有时候依据调查结果直接作出的同言线可能是不可靠的,可能偏离事实,需作具体分析之后再行绘制。例如书中第11图蚂蚁的同言线就不可靠,因为它把大山隔开的两个点直接连起来了,犯了机械的毛病。这就警示我们,在绘制同言线时一定要非常慎重。

6.解释地图。

贺氏(2003:11)指出,对地图进行解释是语言地理学者最重要的工作。“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的和文化的地理界线,也能够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该著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点,通篇都是解释性的:首先对每个调查项目进行个别的解释,然后把多数调查项目综合在一张图内,进行综合的解释;首先从语言的层面进行解释(例如语音、儿尾),然后从历史、地理、心理等层面来解释。

除了运用上述知识以外,作者还运用了民俗学的调查成果来对地图进行解释。例如利用各村庙宇内的钟铭来确定古代的政治区划。贺氏(2003:6-7)就曾经指出:在考证古代的区划沿革及居民的来源等方面,家谱和碑铭(包括墓碑上的和庙宇内的)是可供利用的绝好材料。

从该书及其他地理语言学著作中可以看出,地理语言学在进行解释的时候,必要的假设和推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同一个材料,不同的人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例如该著绘制的“蝴蝶”的同言线处于地图的西北角,而贺氏(2003～143)却把它放在东南角,显示在这个调查项目上,前者更看重西北方言的影响,而后者却更重东南方言的影响。不但如此,有时地理语言学作出的假设甚至相当大胆,例如岩田礼先生(1995)对汉语方言中“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历史分布及其演变所作的假设。当然也有许多假设后人是容易进行检验的,例如该著推测宣化方言受万全、泥河(来自赵川、龙关方向)和怀安三地方言的侵蚀,后人只要对万全、赵川、龙关和怀安等方言作一调查,即可大致验证上述推测。总的说来,该著作者是“谨慎假设、小心求证的”。

值得一提的是,贺氏(2003)第四章《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是用王辅世先生的方言资料写的(见《汉语方言地理学・作者日译本序》),与该著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但写法大异。如岩田礼先生所指出的:“王文对语言事实描写得相当细致,所以作者没有作更深入的探讨,但贺文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且能与王文互补……”。(见(汉语方言地理学・编译者前言》)二文相得益彰,读者于比较之余,即已获益良多。

参考文献:

[1]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J].国外语言学,1997,(1).

[2]王辅世.宣化方言地图[M].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

[3]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M].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胡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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