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唐五代词

第十二章唐五代词

第一节词的起源和演进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合乐而歌的新诗体。起初它只称之为“曲”、“曲子”，而不叫“词”。直到五代后蜀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才把“曲子”和“词”联缀成一个词，称为“曲子词”

[1]。而作为一种抒情诗体特称的“词”这一名称，则更为晚出，正如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所指出的：“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摛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遂又统称古曲子为词。”显然，曲与词的关系，在乐曲歌辞中，本来是一个事物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这就是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云的“词即曲子词，曲即词之曲”；宋翔凤《乐府馀论》也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词在产生之初，原是紧紧依附音乐的，直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才逐渐脱离音乐而成为一种新的独特诗体。词的别称很多，除长短句、诗馀外，又有乐府、乐章、歌曲、倚声、琴趣等名称。

词究竟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宋以来研治词史的学者争执不休的一个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先秦说；南朝说；隋代说；盛唐说；中唐说五种意见。词既然是依曲填写，讲究声律的，所以在齐梁声律说未产生之前，根本不可能产生词。南朝虽产生了声律说，梁武帝曾作《江南弄》七首，全为杂言，但它是由乐府吴声西曲改制过来的，属于清商乐系统，严格说来，只是沿用乐府古题写的诗，而不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乐曲节拍填写的唱辞，因而不能视为词的雏形。词在隋唐时代伴随着当时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兴起。由于隋统一了南北朝，将胡部乐和中原乐综合起来，成为当时的新乐——燕乐，它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抒情音乐，词正是为这种新兴音乐的不同曲调所谱写的歌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一中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词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张炎《词源》也说：“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均说明了词的起源和音乐的密切关系。唐沿隋制，在音乐和文学方面日益发展，词就随之而兴起。

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词最初也是在民间产生的。《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之曲，是指四裔少数民族的乐曲；“里巷”之曲，指来自民间的俗乐曲调。而“杂用”，当指“里巷之曲”的胡化和“胡夷”之曲的汉化。歌者综合运用这些乐曲，成为新声，即燕乐，它区别于过去的“雅乐”、“清乐”，隋唐曲子歌辞正是伴随着燕乐而产生的。在唐代，由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得到很大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适应城市居民娱乐生活的需要，伎乐繁兴。曲子演唱的地点由贵族之家，渐次扩展到市井歌楼舞榭，以至伸向寺院变场，赢得了一般文人和市民的普遍爱好。曲子就此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日益流行起来了。开元、天宝年间，崔令钦《教坊记·曲名表》所录曲调名三百四十多种，可见当时曲子词在民间流行的盛况。白居易《杨柳枝》诗云：“《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正是中唐曲子词风行社会的真实记录。

起初，为了配合新声，乐工们往往喜欢全取或摘取当代名人现成的诗句，权充乐曲歌辞。文人倚声填词，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缪钺先生指出：“盖唐代以诗入乐，诗句齐整，而乐谱参差，以词就谱，必加衬字，久之，感其不便，于是或出于乐工之请求，或由于诗人之自愿，

依乐谱之音律，作为长短句之新词，以便歌唱，所谓‘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而词体遂兴”[2]。《全唐诗》中论词体构成时也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中唐名家张志和、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已开始用齐言和长短句来谱写乐曲歌辞。如白居易有《忆江南》词，刘禹锡与之唱和，也填《忆江南》词，并在词下自注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是迄今所知文人依曲填词最早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词在中唐以后逐步向定型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文人填词大多是为应歌而作，即满足侑酒佐欢、娱宾遣兴的需要，而演唱者又是封建社会受压迫最深的歌伎，为了切合她们的身份、经历和感受，以期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歌辞较多的是写女人、相思，题材狭仄，思想性不高。

词萌芽于隋，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培养发育，到了晚唐温庭筠时代已经根深苗壮了。接下去，进入五代，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进入两宋，它迅速发展成为一道波澜壮阔的巨流，掀开了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第二节敦煌曲子词和早期文人词

一、敦煌曲子词

敦煌石室藏书中发现的敦煌曲子词，绝大多数是唐代民间作品，标名作者姓名的只有六首，此外均为无名氏之作。作品产生的时间从七世纪中期到十世纪四十年代之末，上下几及三百年，而以盛唐时期者居多，它的发现，为词起源于民间这一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敦煌曲子词最主要的写本是《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它是我国第一部词的选本。本世纪以来，敦煌曲子词经过整理校订，已经汇集成书的主要有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三卷，商务印书馆1950年1月初版，后又于1956年12月修订2版，定著为曲子词一百六十二首（内七首残）；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收录敦煌曲辞五百四十五首。

敦煌曲子词的作者队伍相当庞大，题材相当广泛，风格多样。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曾指出：“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更将所校录的五百余首曲词分为二十类：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伎情、闲情、志愿、豪侠、勇武、赞颂、医、道、佛、人生、劝学、劝孝、杂俎。从中可见早期词本也是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敦煌曲子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现男女情爱。这是敦煌曲子词中数量最多的作品，它们或抒发对始终不渝、纯洁无瑕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如《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词中叠用六种眼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作为盟誓，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这是对热烈真挚爱情的礼赞！与汉乐府民歌《上邪》异曲同工。或谴责荡子的负心背义。如《望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