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红楼梦》木版画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清代《红楼梦》木版画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改琦《红楼梦图咏》与杨柳青年画《红楼梦》比较[内容提要] 改琦《红楼梦图咏》和杨柳青年画《红楼梦》是两类同时代、同题材的作品，因创作者的社会识见、生活阅历、创作视角、艺术修养的不同，呈现出迥然各异的特色，从不同角度规整着艺术发展的总体面貌。

这些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艺术遗产，为后人对清代社会文化、审美意识和美术史全面性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这正是对二者进行客观比较和对业已衰落的年画艺术投以关注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红楼梦》《红楼梦图咏》杨柳青年画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问世以后，在美术领域也引起很大反响。

清代文人画和民间艺术相应出现了以《红楼梦》人物为题材的绘刻品，历久不绝，延续至今。

改琦是嘉道年间以专长仕女画而见重一时的文人画家，其作品《红楼梦图咏》因较能体现原著精神和表达人物特点，在后世流传的众多《红楼梦》插图绘画中脱颖而出，被后人称为“最出色的绘本”[1]。

而同时期活跃于京都附近的天津杨柳青年画艺术，也对《红楼梦》的刊版作出积极反应，以大量《红楼梦》为内容的作品扩充了民间年画艺术创作题材，在当时京津附近的王府乡村中盛极一时，代表着《红楼梦》民间绘制品的最高水平。

两类同时代、同题材的作品，因创作者社会识见、生活阅历、创作视角、艺术修养的不同，呈现出迥然各异的特色，体现着文人士大夫和民间艺人不同的艺术追求、思想情感、审美意识和生活理想，在研究艺术价值、社会内涵以及比较全面地把握清代绘画的总体面貌方面，给后人留下无限深远的可供寻味、探索、比较的空间。

一、《红楼梦图咏》与杨柳青年画《红楼梦》创作年代的推断《红楼梦图咏》是清代中叶人物画中的精品，此集共选择了五十六个《红楼梦》人物，施于丹青，但在作者改琦去世多年后的光绪年间才付梓刻版。

从《红楼梦图咏》的题咏年代来推断，这套图册至晚在1814年以前开始绘制。

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因为是民间美术作品，创作者姓名和绘制年代均较难考证，但根据《改琦评传》中“在乾隆（1791）年，《红楼梦》由程伟元、高颚第一次出版……其后，《红楼梦》的插图、绣像、画册、画页便连接出世”和《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中“嘉庆初……以历史小说和戏曲为题材的年画，各地不断绘制，……，运销到农村。

特别是《红楼梦》题材的杨柳青年画，还流入北京各王府中贴挂和欣赏，尤为奇事”[2]的记载推测断，杨柳青年画有关《红楼梦》题材的创作高潮应在嘉庆初期（1805年前后），和改琦创作《红楼梦图咏》年代（1814年以前）相距不过廖廖数年，可谓是两种年代相近题材相同的作品。

这为二者在时间因素方面提供了可比性，也为当时《红楼梦》小说的影响之广、文学和艺术、文人和民间艺人等不同领域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史实提供了例证。

二、创作年代相近，何以服饰不同？虽然经考证这两类作品创作的年代相近，但从其描绘的人物服饰上看，样式却分别体现了两个朝代。

改琦的《红楼梦图咏》虽作于清代，但书中所有仕女全部着明代服装。

从事仕女画研究的黄均先生曾指出“改琦、费晓楼等画家，从不把清代妇女服饰作为仕女画服式。

”[3]参照《中国历代妇女妆饰》详细纪录并配以图像论证的明清两代服饰的异同和黄均先生以绘图说明的明清女性的服饰样式，可以看出，明代女性服饰的修长飘逸、肥袖宽裙，较清代的坎肩长袍更符合文人逸士的审美意向。

m明代服饰清代服饰如《红楼梦图咏》中的林黛玉的形象，身着明代霞帔和抹胸[4]，质地纤薄，领口袖口画以淡雅图案，胸前细长的丝带在迎风飘舞，衬托出婀娜的身躯，飘逸的气度和风露清愁的神态，具有典型的明代仕女的特点。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民风、民俗，最为集中和外在地表现在人们衣着、装束上，那么，对所画改琦《红楼梦图咏》中的林黛玉的人物服饰的选择、取向，也同样最为体现作者的美感和文化心理。

改琦是一位出身于没落仕宦之门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适应了嘉道年间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间审美观念的变化。

从有关著述和存世画迹中可明显看出，《红楼梦图咏》所塑造的仕女美人，尽管不同程度地注意了性格的刻画以避免雷同，却有其一定的理想模式。

人物仪容大都纤瘦柔弱、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着力勾画出弱柳扶风之态，是没落文人理想中的“闺秀”“、淑女”、“碧玉”的形象。

在此意义上，明代服饰轻盈娴雅的特色，更适于改琦刻画飘渺清逸的仕女形象的动作神态。

然而，在杨柳青年画《红楼梦》中，人物着装却大不相同了，她们个个摩登十足地穿着时新的清代服装，发型也显而易见是清代流行样式，真实地反映出清代中叶妇女服装渐由传统形式向旗装演变之过程。

如《藕香榭吃螃蟹》一图，林黛玉、薛宝钗身着斜襟宽边贴花大裤袄, 彩绣云披，盘扣坎肩。

根据《红楼梦》所描写的明末清初贵族阶级生活，女性是有机会追求当时时新的清代服饰的。

杨柳青年画的绘制者皆为民间艺人，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更贴近现实生活。

杨柳青距北京仅百余公里，画师自明朝就有供奉于宫廷者，清代多入“如意馆”听命。

也许承载着朴实民风的艺人们压根不去考虑明代和清代服饰哪一种更适合表达人物特色的问题，他们更注重眼中真实的世界，那样直接而又坦诚地表达着辛勤劳作的民间百姓对悠然闲逸的贵族阶级生活的视觉感受，因此画面上楼台阁榭透视十分逼真，人物衣着入时，洋溢着富丽华贵而又真实可信的生活气息。

杨柳青《红楼梦》年画《藕香榭吃螃蟹》三、“阳春白雪”的诗情画意和“下里巴人”的雅俗相宜改琦自身具备的诗书画兼擅的全面修养，使他的《红楼梦图咏》创作不乏诗书意境相融相契的作品。

他擅长通过细节描绘刻画人物心理状态。

改琦的诗词中多次出现描写眉目的句子。

“黛点眉心，不知愁深浅”，“难慰吴娘眉叶皱，”[5]…可知他早已意识到眉眼是最能表达人内心情感的关键部位，因此在眉目刻画中独具匠心。

《红楼梦图咏》中的仕女，清一式都作八字眉式，眉头高于眉梢，自“堂印”外虚起，眉腰转弧，形似八字扬下，眉头色偏重，梢渐淡细，这种眉形又称愁眉。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大将军梁冀之妻孙寿，便喜好将眉修饰成愁眉状。

此眉式颇具伤感意态，古代女子多喜仿描之。

改琦在《红楼梦图咏》中清一色勾绘愁眉，也是他作品取意伤感的主旨所决定的。

他画红楼仕女的眼睛，也总是略带着倦怠惆怅的神意。

在女性发式描绘上，更是极尽美化之能事，头发细入毫芒，笔势随其梳编盘叠的走势轻描细丝，尽得雾鬓烟鬟的质感，为人物增添了飘渺空灵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画家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熟悉和对其精神实质理解的深度。

但是过于追求人物的柔美和画面的细巧瑰丽，使一些图像流于呆滞单一。

如十二幅男子的图像，显得过于柔弱和缺少个性，就连小说中的头号人物贾宝玉的形象，也难以差强人意。

王熙凤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在改琦的笔下，苍白无力，没有显出那“凤辣子”精明强悍的神采，《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也有类似见解，“人物造型雷同，个性不鲜明，是此本之不足”。

[6]在这个意义上相比，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则显得蓬勃生动得多，不但对人物细致性的描绘不比改琦逊色，反而多了几分灵秀稚气。

如《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一图，被丫环簇拥的宝玉在窗内凝视着远处的黛玉，而黛玉却毫无察觉，在止步侧耳细听梨香院唱歌，感慨自己流落的身世，不觉倚树垂泪。

画师并未借用“八字愁眉”渲染人物的哀伤神态，杨柳青《红楼梦》年画《牡丹亭艳曲惊芳心》而是通过宝玉与丫环从屋内投来悲悯怜惜的目光，表现画面的悲剧气氛。

画师对黛玉的发型也进行了精心的绘制，发线清晰，两鬓对称，两鬓各插一朵娇艳的鲜花，似乎这样还不足以表现女性特有的妩媚，又在额前加上一排短短的刘海，一副稚气纯洁天真女儿模样。

虽然描绘的是催人泪下的悲剧片段，幽默的画师却禁不住留了近二分之一的空间添绘了一只憨态可掬的母鸡在花树下仰视果实的场景，极具生活气息，使观者正为画中掩面神伤的飘零人掬一把同情之泪时，略微转移目光看到那只笨掘可爱的母鸡的背影，又忍不住破泣为笑，领悟到悲悲喜喜皆源自现实生活。

其画面之生动，雅俗之相宜，正是改琦等文人雅士的作品所不能媲美的。

四、单人小景和宏大场面的比较这两类作品还有一个有趣的区别需要阐述，改琦在《红楼梦图咏》中精心塑造的人物，多是单人小景，由稀疏萧凋的景物映衬人物。

嶙峋之石、幽秀之竹、清瘦之梅、蓠落之风，虽有丰富变化，但都未离开空寂的闺房、凄凉的庭院、悄然无语的环境铺叙和幽静清冷的氛围渲染，这大概因为改琦作为一名“读《红楼梦》而艳之”的热情读者，理解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历史局面，通过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气质，刻意以惨淡小景来“合题中气象”吧。

如《元春》一图，人与景的关系处理别具匠心。

在这里，画家并没有对她的外貌做一番显山露水的描绘，而把她画成半侧半背地向着观者，正注目着一丛盛开的榴花。

那雍容的宫妆与红颜暗老的侧影，在那株茂盛的花树映照之下，显得格外凄楚悲凉。

画家用含蕴的手法暗示：画中人物的身世，如同这三春时分的花树一样，只不过是瞬息间的荣华显耀而已。

但对于元春这同一人物的描绘在杨柳青年画中则截然不同。

它选材于《红楼梦》第十八改琦《红楼梦图咏》中的元春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中元春回府省亲的热闹场景，众人前簇后拥，喜气洋溢，华丽的云台楼榭，烟雾缭绕，更有趣者，是图中将刘姥姥这一满头珠花的村妪，亦安排在一群王府贵人之间，别有风趣，丝毫没有改琦画中落寞的氛围。

杨柳青《红楼梦》题材的其它作品也人物众多，场面开阔。

如《藕香榭吃螃蟹》、《刘姥姥游园》、《暖香坞雅制春灯谜》等，大概画师考虑到年画用于点缀年关喜庆气氛，悲泣的场面不宜入画，所以多选择宏大喜庆的场景。

显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元春省亲》然这些民间作者由于社会识见、艺术素修养的局限性，对《红楼梦》原著思想内容、精神实质的理解方面，不及改琦深刻。

他们以视觉形象和通俗的形式，直观地体现了原著的某些情节片断和人物的形貌特征，却难以创作出加深原著主题、揭示人物性格的鲜明形象，从而冲淡了原著的悲剧氛围和感伤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作品的批判现实意义。

但是画师皆从生活中来，其画面结构，庭园布置，室内摆设，必有所本，故结构布置都比较合理，忠实地记录了民间艺人对“美”的感受和憧憬，也是研究当时的风俗习惯、乡土民情以及人民信仰、理想等真实的形象资料，尤其是他们质朴通俗、乐观风趣的表现手法，为广大百姓增添了无限的生活情趣。

杨柳青《红楼梦》年画《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五、关注艺术遗产的命运杨柳青年画艺术发展到清代末期，因受到西方印刷术猛烈冲击而逐渐衰落下去。

改琦的《红楼梦图咏》也是在他去世后第五十二个春秋方才刻版印制。

从他们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艺术遗产中，可窥到中国艺术与文学一脉相承，互为借鉴的兼容性和艺术对文学作品的踊跃反映。

尽管这种反映方式，在文人画家与民间艺人之间是多么的不同。

《红楼梦图咏》印行一个多世纪以来，多次再版，并远传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