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一、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和研究请注意下面几个方面：仓颉造字的传说新石器时代遗物上的各种符号判定文字的标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形成的社会条件文字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汉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人类未解之谜之一。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有很多种，而汉字是最为古老的。

比起其他几种早已不用的古老文字，汉字的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见。

人们越是感到汉字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就越想了解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探讨汉字的起源不仅是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也可以给人们探讨其他文字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提供参考，对于了解整个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中国人对汉字的起源也非常关注。

如今几乎家喻户晓的“仓颉造字”1的传说，早在战国晚期就流行开了。

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有这样的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吕氏春秋·君守》）苍颉造文字。

苍颉，黄帝之史。

（《周礼·外史》疏引《世本·作》）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

（《韩非子·五蠹》）这种传说无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在传世的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却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

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从来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

仓颉是什么时候的人？他是做什么的呢？汉代人多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魏晋以后人则说仓颉是早于黄帝的远古帝王。

2《尚书正义》孔颖达疏说：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

……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汉代人把仓颉跟史官联系起来，大概并没有多大的根据，很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史官在平时跟文字接触最多，所以才有此说。

魏晋人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过去大都认为荒诞无稽。

3其实，这个说法大概也不是魏晋人创造的，而有很早的根据。

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4有一篇《容成氏》，第一简有这样的文字：［……尊］膚（盧）是（氏）、茖（赫）疋（胥）是（氏）、乔结是（氏）、仓颉是（氏）、轩缓（辕）是（氏）、（神）戎（农）是（氏）、椲是（氏）、是（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臤（贤）。

……这里就出现了“仓颉”的名字，并把他放在“轩辕”前面。

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就传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

虽然这样，这一篇简文并没有讲到“仓颉造字”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容成氏》的作者是否已经把“仓颉”跟造字联系起来了。

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仓颉”为远古帝王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居然在传世的战国晚期文献中没有保留下来，以至于汉代人就不清楚他曾是传说中的“帝王”了。

这或许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

5《庄子·胠箧》有一段话，跟上引简文有密切关系，整理《容成氏》的李零先生已经引用：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依照此说，在容成氏等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字。

这也许是战国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并没有把文字的发明看得很早。

在战国晚期的传世文献中，也有跟“仓颉造字”不完全相同的说法。

例如《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认为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之一，由于用心专一而把文字传下来了。

这就没有把仓颉当成“造字”的人。

看来，在战国晚期，“仓颉”其人其事的传说就不是很清楚了，或者在当时就已经不止一种传说了。

至于仓颉造字的方法和过程，史书记载就更有限了。

从仅有的一些记载看，古代中国人对于创造汉字的仓颉充满了神秘感。

例如下面两种说法：《淮南子·本经》：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论衡·骨相》：仓颉四目。

这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往往把文字的发明及其发明者看得非常神秘。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比较详细地阐明了仓颉造字的方法和作用，代表的应当是当时学者的意见：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庶业其緐，饰伪萌生。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这一段话说到文字是在“饰伪萌生”的情况下产生，实际上指出了文字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仓颉根据符号相互别异的原理来造字，是受到狩猎劳动实践中观察鸟兽不同之迹的启发，不仅说明文字的发明与生产劳动有关，而且揭示了创造文字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字产生以后，‘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则认识了文字的巨大社会作用。

6这里面虽然有不少合理的意见，但是把汉字的创造归功于个人，现代学者大都认为不可信。

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最后阶段，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仓颉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古书中还有一些，由于都缺乏比较科学的根据，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7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对于探索汉字的起源来说，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础。

人们普遍认为，汉字的起源应当在商代晚期之前。

但是，究竟汉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比起传世文献的各种记载，人们自然更加关注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希望能从出土文物中找到答案。

中国的考古学是在20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

20世纪初，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被引进到中国，从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考古实践。

近80年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有或绘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还有少量刻有符号的龟甲、骨片和石器等物。

每一次考古挖掘，如果发现了跟汉字起源有关的材料，都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文字学家很早就注意利用考古新材料来推测汉字起源的年代。

1933年，唐兰作《殷契佚存·序》（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指出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书中收集的辛店期陶瓮上有文字，与商周文字同一本源而较古拙，年代约在四千余年以前。

这一观点，他还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加以重申（第27页）。

后来，大家发现辛店文化遗址的年代并不很早。

近年经过碳14测定，得知它大约在公元前1000前后。

这样，唐兰先生的结论就失去了根据。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寻求更早的跟汉字有关的材料。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所有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符号加以汇集和整理，因而对其数量和种类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根据初步观察，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遗址里都曾发现过这些符号。

时代最早的是河南舞阳县贾湖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符号，距今大约有8000年左右。

8观察新石器时代各种符号的分布范围，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遍及全国，从陕西、青海到东南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发现。

9有人根据符号的外形，把它们分成下面甲乙两类。

10甲类以几何形符号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符号当作代表(见下图一、二)11。

（图二）（图一）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符号里，甲类占绝大多数。

乙类以象形符号为主，如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符号（图三）。

在传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乙类符号。

（图四）12有些器物上同时出现多个符号，大多数是甲类符号的排列，还有一些或以甲类符号为主，夹杂着乙类符号；有或以乙类符号为主，夹杂着甲类符号。

下面我们还会谈到。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于60年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不久就引起了讨论，很多人把它们跟汉字起源联系起来。

不少文字学家都发表意见，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最早的汉字。

1969年，李孝定发表《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最先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观点的论文。

1979年，李孝定又发表《再论陶文和汉字起源的发展》一文13，重申前一篇文章的主张。

1972年，郭沫若发表《古代文字和汉字起源问题》一文（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期）。

1973年，于省吾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1973年第2期），还专门对半坡陶文作了考释，并肯定地指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是乙类符号的代表。

同样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文字。

70年代末大家对这些符号的性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14但是，无论是甲类符号还是乙类符号，都有不少学者认为全都不是文字。

大多数学者的意见都是游移不定的，具体对于哪些符号是文字，哪些符号不是文字，彼此往往还有很显著的差异。

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看来，这方面的争论还要持续下去。

不过，以往的讨论已经把汉字起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过去许多错误的观念得到了纠正，大家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文字起源的理论也逐步完善，汉字形成的过程也大致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情况。

首先，大家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要判定一种符号是否为文字，必须看它是否记录了语言。

裘锡圭先生在1978年首先提出在讨论有关文字形成过程的问题时要区分“记号”与“文字”。

15后来，汪宁生、姚孝遂、高明都提出了跟裘锡圭相似的观点16。

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的早期阶段，大家往往通过简单的形体比附来认定符号就是汉字。

例如对于甲类符号，于省吾先生就把分别释作五、七、十、二十、示、玉、矛、艸、阜等。

随着讨论的深入，这种简单的形体比较的做法就被抛弃了。

大家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都可能出现这些同样的符号。

例如符号×，古汉字用来表示“五”，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海南黎族的刻竹用来表示“十”，云南的哈尼族曾用来表示“五十元”，傈僳族曾用来表示相会的意思，古代巴比伦曾用作所有权的标记，17古埃及的圣书字用来表示“划分”。

现代人则用“×”来表示“否定”之类的意思。

18可见同样使用“×”这个符号，有的是当作文字来使用的，有的则根本不是文字。

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形体比较，就认定某一些符号是古汉字，那么，就无法解释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甚至根本没有文字的人也使用这种符号。

因此，简单的形体比较的方法比较有随意性，正像人们对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一样，虽然有人把它当作汉字，但是也有人却认为它们是古彝文。

19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在不同地域出现，很可能表明它们是作为文字传播到各处的。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我们却很难想象，在原始人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相隔很远的地区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并且能够相互学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