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女子大学与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缘起_2090

教会女子大学与民国时期女子高等

教育的缘起

一、教会女子大学在中国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在今日看来已是不足为奇，但在近代以前这却被视为禁律。传统儒道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大多不能接受学堂教育。直到近代，在社会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女性终于冲出了封建礼教的桎梏……

中国的教会女子大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初，共存在了60多年的时间。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简单来说经历了以宗教教育为中心和本土化的两大历史阶段。宗教中心阶段（1905-1926）的教会女子大学特别强调服务传教事业，突出神学教育。一方面是通过宗教课程灌输宗教内容《圣经》；另一方面，通过课堂之外的各种宗教活动以示强化。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女子大学逐渐进入了本土世俗化的教育阶段（1927-1952）。此时的教会女子大学面临着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和本土国立大学的挑战，不得不重新定位。他们纷纷改革宗教课程，同时选举中国人做校长，改选校董会。到1929年时，大部分教会女大都已经脱离完全的宗教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与宗教课程并列而设，课程内容的科学化色彩日渐浓厚。

二、作为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破土动力的教会女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会担负着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重任。直到五四运动后，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伦理道德在中国遍地开花。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女禁，社会实现了“男女同校”的巨变。同时，国人面对本国女子教育被教会女子大学独揽的局面，决心成立自己的女子高校。国立第一所女子大学即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于1919年正式成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教会女子大学所宣扬的女教思想促成了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问世。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不少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开办女子大学的主观希冀就是保障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具体来说，传教士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有三方面：

（一）男女平等角度

上帝造人，男女并重。男女在天资上并无二异，女性亦可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人有读书之父，固可因父而开知识，如有读书之母，更可因母而益聪明，况引孩提入学问之途，莫善于母”，狄考文认为女性仁慈、耐心，很适合担任教师，启蒙幼童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女学与教化角度

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将世界各国教化分为“未教化之人”、“有教化之人”、“文明教化之人”三等。根据一个国家女人的地位可以评定和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西方国家无不以振兴女学、造就女性为先务，文明教化之国的女性是有知识有才能的贤母良妻。

（三）女学与国家振兴角度

欧美各国的兴盛就是因为提拔女性、振兴女学，正如“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忽视妇女教育是中国教化程度不高和国家贫弱的原因。以美国为例，美国之自立在于其人民皆为自主自治之民，美国女性皆能释放自由、享受平等。

三、作为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奠定基础的教会女大

虽然教会女大建立至消亡整段历程中坚持宗教中心的原则，企图利用宗教对中国人进行文化侵略、改变中国人信仰。但其在学科设置、师资建设和学校理念等方面给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做出典范、留下珍贵

无形遗产，教会的女子高等教育是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导。

以金陵女大为例，可观教会女子大学对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烙印。

（一）学科设置的全面性

中国教会女子大学都是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的传教士建立，为给女大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在办学的课程设置上，包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同时兼顾体育、美育、舞蹈等。如此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女性人才。中国女子高校在其影响下，也能在考察社会实际需要后结合女性的性别特点进行学科设置。例如金陵女子大学就分设了教育哲学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历史学系、数学物理学系、物理化学系、生物地质学系、家事系、体育系、音乐系等科系。

（二）雄厚的师资队伍

师资力量是一个学校兴办成功的关键。比如金陵女大初创时教师少且多为外籍传教士，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教师教授国学课程。随其发展，师资力量也不断充实，比例也发生变化，中国教师逐渐成为主力。就其学历结构来说，金陵女大的教师多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牛津大学等，其中留学归

国的硕博生占了很大比例。

（三）注重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

受宗教因素影响，教会女大强调博爱精神和利他行为。金陵女大的校训“厚生”，吴贻芳校长将其解释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丰满。”学校一般都设专门的管理机构来统筹社会服务的工作，如金陵女大的“进德部”。社会服务的对象主要为妇女和儿童，服务内容主要为医护服务、扫盲教育和儿童行为指导。以此鼓励学生服务大众、扫除妇女文盲，鼓励学生献身于社会改革和服务事业。

四、结语

中国女性走出闺阁接受高等教育固然是整个中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不能否认传教士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开创之功。必须承认，在教会女子大学的推动下，中国女子教育才纳入了国家建设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