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

——李泽厚美学思想微探

二系08中文(2)班082210215 解惠磊

摘要: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是从中国20世纪50 年代的美学论争中发展起来的。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人化自然”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不断发展完善的。李泽厚实践美学经历了初创、发展和完善的三个阶段。“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两个命题作为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体系初创与完善阶段标志，它们之间是对应的关系，后者是李泽厚在结合时代发展的基础上对于前者的补充和超越，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在当代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李泽厚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美学思想是从中国20世纪50 年代的美学论争中发展起来的。那时的美学论争中涉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实践的观点”，而在那时李泽厚就已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人化自然”的实践观点来解决美学问题。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美学发展热潮中，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也是一直以马克思“人化自然”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不断发展完善的。通过对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思想的总体把握及反思，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美学经历了初创、发展和完善的三个阶段，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了不同的学术品格和历史文化内涵，实践美学在思想丰富发展的过程中诸如“新感性”、“积淀说”、“人的自然化”等命题相继提出。而“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两个命题作为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体系初创与完善阶段标志，在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体系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们之间是对应的关系，后者是李泽厚在结合时代发展的基础上对于前者的补充和超越，二者缺一不可的。

一、关于“自然的人化”的命题

在实践美学早期建构中，李泽厚在探讨自然美时也谈到了“自然的人化”，但是当时只用来批评朱光潜的“移情说”，把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作为人类欣赏自然的前提条件，突出了自然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内涵，在实践美学逻辑框架中还未占据原点位置。随着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到了80年代“自然的人化”命题被进一步充实。李泽厚在原先主要强调“外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 提出了“内在自然的人化”这一重要概念。

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对“自然的人化”这两个方面的概念是这样概括的：

“外在自然的人化，即山河大地、日月星空的人化。人类在外在自然的人化中创造了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是内在自然的人化，即人的感官、感知和情感、欲望的人化……外在自然的人化，人类物质文明的实现，主要靠社会的劳动生产实践。内在的自然的人化，人类精神文明的实现，就总体基础所仍然要靠社会的劳动生产实践，就个体成长说，主要靠教育、文化、修养和艺术。”[1]李泽厚运用“硬件”和“软件”的概念对外在自然的人化和内在自然的人化还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外在自然的人化“硬件”指的是被人类改造过的、发生变化的自然，例如绿化荒山、改造沙漠之类，既可以直观的外在自然世界的变化；外在自然的人化“软件”指人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前进过程中，与人类的关系也能发生改变，比如“社会越发展，人们便要也越能欣赏暴风骤雨、沙漠、荒凉的风景等等没有改造的自然, 越要也越能欣赏像昆明石林这样似乎是杂乱

无章的奇特美景。这些东西对人有害或为敌的内容已消失, 而愈以其感性形式吸引着人们。人在欣赏这些表面上似乎与人抗争的感性自然形式中，得到一种高昂的美感愉快”。

内在的自然的人化也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是指如何改造人的身体器官、遗传基因等，比如，劳动和社会实践使人的双手变得灵巧、具备了能听音乐的耳朵、能看艺术品的眼睛等等；“软件”指人的心理状态。人类的心理不同与动物的心理，它既有个体性也具有社会性，内在自然的人化建构了人类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不仅包括人类的审美能力，还包括人类的认识和意志能力，及传统哲学所划分的知、情、意三个方面。[2]总之，李泽厚在其实践美学中突出“自然的人化”这一命题，是为了强调美本质的实践根源，而拓展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为了增强他的实践美学对美感和艺术想象的解释力。

二、关于“人的自然化”的命题

“人的自然化”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就其实践美学思想重点探讨的命题，是对其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完善。

李泽厚的“自然的人化”观点，在有些方面是过于武断的将个体忽略了。例如，离开了人的主体而单纯地从自然界或无主体性“劳动”及其规律中寻求美本

身，而忘记了人是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才从现实的单纯的功利关系中升华出审美关系的。[3]再者，用“自然的人化”来解释社会美，我们毋庸质疑，然而如果用“自然的人化”来解释自然美，就有点牵强附会了。李泽厚把“自然的人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是狭义的“自然的人化”；而广义的“自然的人化”则是指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即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李泽厚把自然当做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具有社会属性，然而他却否定了自然的自然属性，把自然物也归入到了社会事物中。

对于“人的自然化”这一命题的探讨也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再次被重视的。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曾说过：“所谓‘人的自然化’是‘自然的人化’的对应物，它们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自然化’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相互依存、友好和睦的共生共在关系；二是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体验；三是人通过某种学习，如呼吸吐纳，使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呼应, 而达到与‘天’(自然) 合一的境界状态。”

在《己卯五说》中他扩展了“人的自然化”的内涵。像“自然的人化”一样，“人的自然化”也有“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上文所讲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三个层次，其“软件”则是指本已“人化”、“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精神又返回到自然去，以构成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自由享受。“自然的人化”是规律性服从于目的性, “人的自然化”是目的性服从于规律性。“人的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的对生存的自由享受，在广泛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中，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的才智、能力、性格。

由此可见，李泽厚也认识到其先前两个阶段的实践美学建构对个体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够，从而在完善期再次对“人的自然化”这一命题加以探讨，突出个体性、创造性、感性和自由在人的生存中的重要性。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而且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也不例外。在实践美学产生之初的社会背景中，李泽厚实践美学里理论看重物质，强调实践，在当时那个特定时代是正确的。但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在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 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