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4

战争背景
日本加紧侵华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抗日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不准对日军作战（晚年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还有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战不胜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大敌当前，蒋介石思想上犯了重大错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剿共”，处于一定的战略思想“以空间换取时间”，但忽略了国人的抗日热情，推行“不抵抗政策”（此处有争议，一些资料上也说是少帅张学良决定的）。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此后，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围剿”，想消灭红军，但结果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告终。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 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 张自忠将军
，“居中调停”，实为借机扩大地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

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介石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 抗日战争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

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称“华北事变”，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第二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