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爷爷入《宗谱》

红军爷爷入《宗谱》

2011年12月，东海徐氏（德清·长安）一支《宗谱》正式出版，全书共八编十万多字。在这本《宗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徐仓娃，一九三四年跟随徐海东、程志华部队离商长征，曾为“张大脚”拉马，后落居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贺家村……”。时隔68年之后，红军爷爷徐仓娃终于魂归故里、归宗入谱了。十二年前，在料理一位叔父后事时，我意外得到了老人珍藏一生的两本《宗谱》残本，在随后编纂家谱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位叫徐仓娃的爷爷当了红军”。顺着这条线索，我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寻找红军爷爷踪迹的历程，终于揭开了红军爷爷为了抗战长征、终老无归、长眠于千里之外的晋西北高原的那段历史。

爷爷先祖于道光年间为官陕西，咸丰十一年署任商州知州。同治初年，太平天国陈德才部入商，无情的毁灭了他们回归江南故里的梦，最后寄居于商州区沙河子一带。这支徐氏族人，寿命都很短，能活到六十岁的老人寥寥无几。因此，发生在上辈人身上的那些故事无法传递下来，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调查开始后，我不断梳理着调查方向，生怕因个人疏忽造成线索的人为中断。我先是调查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三十多位，一无所获。随后又跑到民政局、党史办等单位，像大海捞针一样，盲目的去寻找我所乞求的那点讯息，还是没有结果。最后只好靠泡图书馆和档案馆，一泡就是大半年，仍以失败告终，调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

2010年春季，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我家的一位远房表亲叫王树民，他长我五岁，患癌症住院治疗。在探望病人期间，我无意中提到了红军爷爷，他当时很激动，在病榻前告诉我：爷爷是他的一个堂舅，大约在八十年代初，舅舅家收到过一封来信，他清楚地记得爷爷就住在山西省石楼县，其他一概不知。当时由于考虑到他重病在身，我也没有再追问下去，只好顺着这条线索去努力寻找。

我先是通过网络查找了乘车路线，然后在文友全玉成的帮助下，由商州区工委出具了介绍信，于五月十七日前往山西省石楼县。第二天，我先后去石楼县政协文史室和民政局了解情况，都无果而终。当找到石楼县档案馆时，由于工作人员请假，只好住下来等待。由于我对这块土地的特殊感情，闲暇之余，逢人便问，想尽量扑捉一些与我调查有关的信息，但一天下来，连一个姓徐的同宗也没有找到。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石楼县档案馆，八点左右，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走进了档案馆。当她坐下来开始工作

时，我走上前去说明来意，并递上了介绍信。她了解情况后十分感动，热情的帮助我查找一些有用的资料信息，整整一个上午，有关红军长征抗战的档案资料被我全部翻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很不情愿的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里，我对红军爷爷的抗战经历作了种种猜测，但最后都被一一排除掉了。没有办法，我再次找到了那位表亲，一番交流后他告诉我：“爷爷那封信里好像还提到过一个叫贺家村的地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通过网络查找，终于在石楼县找到了“贺家村”这个地名，它隶属于罗村镇。我心里突然一亮，立即写了一封求助信，寄往山西省石楼县罗村镇贺家村村委会。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来自贺家村村委会的电话，从而正式确认了爷爷的真实身份。紧接着，电话那边传来了爷爷的外孙任远平的声音，他告诉我：爷爷在世时曾告诉过家里人，他的老家在陕西省商县，原名叫徐仓娃。我激动不已，像倒核桃一样对我所需要的问题一一作了询问。他说：爷爷是一个老红军战士，曾参加过长征，跟随徐海东部队奔赴抗日前线山西作战，多次身负重伤，至死身上还留下几处伤疤。爷爷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与部队失散，最后流落到石楼县一带，现名叫王占城，属于政府供养人员。爷爷一生没有成家，晚年凑合了一个家庭，养育有两个女儿，现在年龄都已经七十多岁。爷爷大约于2004年左右去世，终年八

十多岁。其他情况，外孙知之甚少，无法得到一个十分满意的结果。

放下电话，我眼含泪水，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红军爷爷的身影不断在我眼前闪现：爷爷像所有红军战士一样，十四、五岁离家出走，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期望，远离父母，远离家乡，把一个人的一生交给了这个国家。他曾长征北上延安，跨越黄河，转战太行，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拼杀。爷爷一定也挨过饿，流过血，与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可谓九死一生。爷爷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也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爷爷的故事没有完，在他的身上，不知还有多少故事需要我们去破解。如今，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红军爷爷的信息，正式录入《徐氏宗谱》，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式，使爷爷的灵魂在飘荡了68年之后，重新回归祖先的脚下，也让更多的徐氏后人知道红军爷爷那些事，知道长征精神，知道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