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_胡适不是一个_全盘西化_论者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郭　静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

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胡适;全盘西化;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9)02-0049-03

[收稿日期]2009-03-15

[作者简介]郭　静(1968-),女,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聊城建设学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经过器物层面的自强运动、社会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楔入文化层面。综观这一过程,作为后起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在文化现代化这个最高级、最复杂的层面上,围绕“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个课题,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尤其是1929年到1935年,争论非常激烈。胡适就此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主张全力向西方学习。过去在评价胡适这一思想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后来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共和投靠国民党,因而武断的批判代替了允当的研究,胡适被戴上了“全盘西化论”者的帽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

五四前后,胡适并没有提出全盘西化。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美求学,期间已涉足国内新文化运动,不断发表文章,反对封建文化。1917年胡适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

史》①中提出,中国文化主要的问题是采取最有效的形式吸收西方

现代文化。胡适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继续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进行探索。1919年12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现代化路线,就是既要引进西方文化,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胡适身体力行,从1920年开始,先后整理了《水浒》、《儒林外史》等十余篇古典小说,并以“序云”、“导论”等形式写了近30万字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重新认识和评价。胡适一生都是这样做的。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据此质疑:“难道有这样毕生埋在故纸堆中的全盘西化派

吗?”[1](360)

总之,五四时期胡适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

专致力于新文化的运动,抛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

政治的文化基础”。[2](P 131)所以,胡适虽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无情

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胡适一生中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其特殊背景。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一篇《中国的文化冲突》的文章,在表达其现代化思想时他同时使用了两个概念:W h olesale

w es ternization 和W h ole hearted m odernization ,前者可译为“全盘西

化”,后者是“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的意思。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但是和“全力现代化”并列使用的,而且在此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提及它。同年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一文中,主张“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

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P 356)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中认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

可以充分采用,充分收受”。[3](P 640)193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

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

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4](P 315)可以看出,胡适在随后发表

的文章中有意避开了“全盘”两个字,而悉数采用“充分”一词。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样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上,胡适是不会随便使用一个词的,他完全明白“充分”和“全盘”在含义上的差别。几年后胡适本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那一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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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4](P55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点:一是胡适在那篇文章中使用“全盘西化”并非本意,而是“用字不小心”导致的误用,所以此后几年再不提“全盘西化”;二是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和“一心一意现代化”并列使用的,二者在意义上是相同或相近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全盘西化”;三是胡适既然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分作三种,前两种他认为都是不可取的,那么只有选择第三种。

胡适第二次提出“全盘西化”是在1935年。这年1月10日,王新命、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主张折衷论的吴景超教授在一个月后评论说:“胡先生对于东西文化的保存与采用,采取一种折衷的态度……十教授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与胡先生的一样”。[4](P410)如果说吴景超把胡适当作一个文化折衷的人,还是“偶然的错误”[4](P424)而被胡适可以勉强容忍的话,那么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也说他“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的一支流”,则使他忍无可忍了。所以胡适在3月17日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反对折衷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态度。胡适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反驳别人把自己归结为折衷派,标明自己是和折衷派有区别的才赞成全盘西化的。三个月后,胡适即宣布放弃全盘西化。他说:“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此后胡适再也没有提出过全盘西化。

二

“全盘西化”、

“全力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对胡适来说都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目的,而仅仅是手段和策略。胡适留美七年,深谙西方文化,对中西文化的差别,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要想使中国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必须真心实意地向西方学习,“如果我们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死心踏地的去学习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胡适主张全力学习西方的理由是文化和人的惰性因素。文化是人类适应、改造环境的成果总和,其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原因,不同民族的文化又各有特点。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缓慢的,只有在战争情况下才以激烈冲突的形式进行。不管是何种方式的文化交流,一个民族的文化总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性,以使这个民族的文化不被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代替,这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特点。胡适把这种文化的自我保护特点称为文化的惰性:“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绝大的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方式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共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培养与保护的。”[3](P559)在胡适看来,正是由于文化自身的这种惰性,特别是由于中国文化底蕴太深,惰性太大,所以胡适认为一般的学习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全力西化,让东西方文化充分交融,经过时间的选择,西方文化才有

可能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使中国文化吸取世界文化的先进成份以取得较快的进步。这正是主们所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焉”的道理。

胡适关于文化惰性的理论确实是有道理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在其《文化与进步》一书中指出:“稳定性的固执偏向是各种文化的共性,它使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5](P40)胡适的文化“惰性”其实就是托氏的文化“稳定性”。

在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之后,作为胡适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取向的全力西化,其结果也就很明白了。“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4](P428-429)但胡适所谓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的“中国本位文化”和十教授们的“中国本位文化”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中西文化充分交流后的客观选择结果,后者则是中西文化交流之前人为设计的主观模型。胡适还举了日本的例子加以证明:“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了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文化。”[4](P368)应当承认,日本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向西方学习运动比我们彻底,这是原本在同一起点上的中日两国在后来出现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日本的西化并未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胡适不仅承认“全盘西化”的提法是不恰当的,而且认为真正的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文化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西洋文化确有不少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采取”。[3](P561)这正是胡适的高明所在。胡适的论敌王新命对胡适和陈序经西化论的比较也颇能说明问题,他说:“陈序经是主张以西洋的文化代替中国的文化,并希望全盘西化的父亲能生全盘西化的儿子。胡适是主张自己向着西化的怀抱猛扑,让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从西化怀里曳自己回到中国本位。”[4](P441)

总之,胡适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东西,各文化单位之间既有联系又能区分;全力西化可以作一种主观努力的方向,但西化的结果却不可能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过来。所以,把全力西化仅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手段而非目的,才是胡适思想的本质所在。

三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标志,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在文化层面上起步。经过对封建文化的猛烈批判之后,西方文化的影响急速扩大,但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两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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