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节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是如何被重庆取代的

奉节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是如何被重庆取代的

奉节，是中国最早建制城市之一。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奉节逐渐从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上升为国家级中心城市之一，成为川东2000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隋唐以前，包括奉节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以军事政治职能为主。政府虽在城市设有市官征收商税，但商税的数目都缺乏记载。不过唐代李益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证明当时奉节夔州的商贸在全国就已经很有名气了，熙熙攘攘来往奉节的瞿塘贾(即夔商)，忙得连家人都无法照顾到。而奉节“弄潮儿”更是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习语，喻指敢于创新，勇立潮头，不断进取之精神！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各主要城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城市建设逐渐打破传统的坊里制度，出现临街设店的景象。这一时期许多原先以军事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逐步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原有的商品性农业有了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特别茶叶在唐代已成为主要的农业商品加以生产，宋代则进一步成为宋王朝专卖的主要商品，作为当时中国主要中心城市之一的奉节夔州，茶叶、盐业、酒业等国家专营主业得到空前繁荣发展。而当时的重庆还仅仅只是奉节辖区内最偏远荒凉之

地，陆游称渝州（今重庆）为“峡路天下最穷处”。

随着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水路交通要道上，开始出现一批商业中心城市。如在大运河沿岸，临安（杭州）、大都（北京）等政治中心逐渐繁荣发展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长江沿岸则以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市邑雄富，列市繁错”。这一时期，长江交通大通道上的奉节，凭借本身的政治军事地位，加之控遏西南至富庶的长江中下游的商品流通，“扼荆楚上游，握川江水路之咽喉,

是川东的交通孔道,

吴蜀百货由此中转”。唐、宋、元、明、清历朝统治者均在奉节夔州设关榷税。奉节因此也从军事政治中心逐渐演变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最繁荣的城市。奉节这种经济地位一直持续到近代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在中国强行开埠之前。

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之后，对汉人实行限制隔离的削弱政策。对作为汉民族曾经主要军事重镇的奉节，更是不例外。蒙古人在西南地区开始设置四川大行省，奉节的政治地位开始衰落，辖区被强行拆分，缩小到今天四川、湖北、重庆边界的达州、恩施、万县3个地区。而之前原一直隶属于奉节管辖的重庆却趁机崛起，升格为重庆路，与奉节夔州路在今天的忠县域内划界而治。但此时的重庆繁荣仍无法和奉节相

提并论。奉节毕竟是老牌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地理上仍是长江中下游与西南诸省商贸来往的唯一关口，依然还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

明末清初虽然四川境内战乱匪患不断，人口凋敝，但清朝随着移民大量入川，四川经济逐渐恢复。雍正《四川通志》记载：康熙五年(1666年)十月二十七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本称：“夔郡实系吴楚上游，明季于斯设税。自叛逆盘踞，夔路梗塞，是税淹废。兹寇平时宁，舟楫稍通，仍宜于此设税，俾一府佐经理征收。自是裕如，较之僻处便可以一倍十”。于是经北京部议后，康熙下旨复设夔关，“夔州府榷关，设自康熙六年”。至此，奉节夔关重新成为全国第一大商税常关，对过往的商船收缴商税，成为四川全省最大的财政支柱。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奉节夔关作为全国第一大海关，其通关厘税一直是四川第一大税收来源。“货之出荆襄,达吴粤,与夫诸货之入蜀者,

无不道经三峡,

途出夔门”，”川之货“在报关纳税同时,其中一部分货品将”滞留于夔州,再分销川东各地”。奉节夔府遂成为”川东一大都会，雄踞川东经济中心之位“。夔关由夔州知府兼管，“岁除解足定额，每及军督等公费外，盈余即为知府公费。此项盈余，恒在二十万两以外”，由此“四川之官职以夔州知府为肥缺”。

历经2000多年繁华的奉节，真正没落根源，是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华之后的一些列不平等通商条约。西方强行要求中国开埠在当时是一种国家耻辱，清政府通过谈判让出开埠的地方，都是“荒郊僻野之地”，经济不发达“地势犬牙”的小码头。奉节当时作为长江上游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最繁华的城市，不可能让给列强开埠。

1877年，宜昌据《中英烟台条约》正式开埠通商，而且规定在宜昌缴税“不分华洋商人均可清领”。因其所收税厘远较夔关所收之税为轻，商人趋之若鹜，凭宜昌缴税清单，夔关就只能验票放行，至此，奉节2000多年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地位，开始受到空前威胁，“夔关应征之额税日减一日”，奉节原来重要的商贸通关地位日益下降。

但真正给奉节经济中心地位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是重庆

开埠。1890年3月中英签订《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款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1891年3月重庆海关首任税务司好博逊以朝天门附近的“糖帮公所”为关址，在重庆正式建立了海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其他国家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取得了在重庆通商的特权。

从此“川东各地之货亦均上溯重庆出口,进口货亦从重庆

散向川东各地”。奉节夔关税收因而锐减,所征盈余“皆所余无几,

或竟敷衍解额矣”。而原本蜷缩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地势陡峭仅有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重庆，却成为暴发户，逐渐开始取代奉节夔州的繁荣。100多年来更是借助风云跌宕的近代中国局势，登上历史舞台，并慢慢演变成为四川乃至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奉节至此丧失其西南门户地位，走向彻底的衰败。

奉节物流中心地位的丧失，导致其各方面事业在近代100多年中急剧堕落。1909年詹天佑主持开工四川盆地首条交通大动脉--川汉铁路夔宜段（奉节--宜昌），因地方势力争夺路权，被革命党人利用，爆发所谓四川保路运动（又叫铁路风潮）而夭折。民国时期，虽政府重新规划夔成铁路（奉节--成都），也因不断的国内战争而搁浅。奉节无奈的错过了最后翻身的机会！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英国强迫增开万县为通商口岸，将万县划归重庆海关管辖。但因“经费浩大、手续繁难、非一时所能猝办”，加之“民情惶恐，万不可行”，故并未开关。民国初期四川军阀混战，各自争夺地盘划地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