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采】伪君子与真小人_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人物风采】伪君子与真小人_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诗词欣赏

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文革时期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气节可言的知識分子，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36岁的郭沫若通过自己创办的《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

”，“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

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

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

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他，

“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

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

”，“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48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

“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沈从文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后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

郭沫若随便也报了一箭之仇----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

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49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出访苏联，正值斯大林70大寿。郭沫若发表《写给斯大林元帅70大寿》：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1953年，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下对联：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58年，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闻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认为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的定论，发表《李白与杜甫》，把留下千古绝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圣拖出来鞭尸：

“杜甫仅仅是记录，作壁上观，并没有斗争，也没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统治，是改良主义，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石壕吏为什么不抓杜甫，这说明杜甫有特权，属于地主阶级.”

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和《请依法处理胡风》：

“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主张对胡风及“胡风分子”

们处以死刑！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

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

‘，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

‘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于是，毛的这些失误和硬伤都化做诗词和书法的顶峰，且上升到了“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堪称马屁之王。1976年郭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骂了个狗血淋头。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

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

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

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