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感觉派小说人物形象的另类性

浅析新感觉派小说人物形象的另类性

作者：王攀

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28期

摘要：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主流相较，当时的新感觉派作家创作的诸多人物形象显然具有很强的另类性。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或有着强烈的世纪末情绪，或具有双重性人格，它们的出现无疑开拓了此间中国文坛的一些盲区。由于特征不同，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可以被归为两类：世纪末情绪体验者及具有双重性人格的人。

关键词：新感觉派人物形象世纪末情绪双重性人格

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这个流派，无论是小说的创作观念还是小说的叙事技巧都具有独特个性。和同时期的文坛主流相比较，新感觉派作家创作的诸多人物形象显然具有非常强的另类性。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或有着强烈的世纪末情绪，或具有双重性人格，它们的出现无疑开拓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些盲区。由于特征不同，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可以被归为两类：世纪末情绪体验者及具有双重性人格的人。

一、世纪末情绪体验者

所谓的世纪末情绪，是一战后在欧美出现的一种时代通病：通常以悲观、颓废、寂寞等情绪表现对理性的幻灭感及对未来的无望感。诸多有着强烈世纪末情绪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了新感觉派作家笔下。

这些人都是繁华大都市之中的寂寞者。他们“每一个人，……在内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没法排除的寂寞感”[1]。穆时英《pierrot》中的潘鹤龄就是这样的人。他与朋友们探讨自己的创作，却没想到朋友们对于作品的理解和自己的创作目的相去甚远，为此他感到甚为寂寞；琉璃子是他的意中人，他心甘情愿随之流浪，却没想到原以为忠诚无比的心上人竟然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欺骗，为此他感到甚为寂寞；他认为母爱是博大的，于是黯然还乡想寻求母亲的帮助，却没想到在母亲眼中他只是个赚钱的工具，为此他感到甚为寂寞；他因参加工会组织而被捕，出狱后原以为会受到人们的感激和报答，却没想到等来的只是猜忌和遗忘，为此他感到甚为寂寞。最终，寂寞融入了潘鹤龄的灵魂：站到哪儿去呢？哪儿都是寂寞的。《父亲》中的父亲也是如此，烟榻之上“安息香那么静谧”的父亲，尽管望着烟灯里边的“那朵儿豆似的火焰”，可眼中却满是迟暮之年的颓唐和寂寞。只因为儿子说要预备去赴校长和教授的别宴，他便“像叱责一个窃贼似的厉声嚷了起来”，并且像个孩子似的抽抽噎噎地哭出声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那么寂寞”，以至于以为儿子都会舍他而去了[2]。新感觉派作家所塑造的这一系列寂寞者形象，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虽然都市还在继续着它的繁华，但生活在都市之中的人却缺乏心灵、情感的沟通交流，在这种彼此隔膜的环境里，最终人们所得到的只能是深入骨髓的寂寞。

这些人物也是都市中的失意者。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为了内心能获得物质的满足感，而汲汲于富贵，甚至不惜为此铤而走险。此外，都市丛林同样适用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则，在看似平静的生活表象下面却蕴藏着颇不平静的生活实质，人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你争我夺。这一切都使得现代都市成了名副其实的竞技场。在这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竞技场中，获胜者永远只能是少数，因此这个竞技场中充斥着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失意者。这其中有生存上的失意者，如《贫士日记》中的贫士。当妻子从娘家只借回了十元钱时，他很失意；当他在回力球场把借来的钱输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他很失意；当他在文学上小有所成却遭到母亲的冷遇时，他很失意；当他和功成名就的学生相遇时，他很失意。正是由于在生存上的诸般失意，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这造成了他与妻子各奔东西，并最终导致自己的入狱和妻母皆亡的大悲剧。这其中也有情感上的失意者，如《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我”，得了女性嫌恶症的“我”竟爱上了把我称为刺激品的蓉子，爱慕的同时又担心像其他男子那样被她排泄掉，想时时刻刻把她握在手心里。“我”哀求她，为了她打架，甚至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但是仍遭遇了她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她当作了消遣品，一点儿不留恋地给排泄掉了。从此，失意感伴随着“我”在人生之路上行走。

这些人物还是都市中的漂泊者。在现代都市中，随着物欲的至上、道德的沦丧及信仰的消亡，人们原本明确的人生目的变得模糊，原本清晰的方向感变得恍惚，人们迷失了自己的家园，不知道立身何处，又走向何方，心中惘然，无所依傍，于是精神上产生一种漂泊感。像《旧宅》中失去“埋葬了我的童年的愉快，母亲的大三元，祖母的香堂，和父亲的笑脸”的旧宅的少男[3]。穆时英的《夜》最具代表性，这篇小说里出现了漂泊者的群像。主人公水手随船而行，虽然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可他是孤独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他进了舞场，尽管舞场里有疯狂的音乐、醉人的酒味、可爱的娘们儿，尽管他想像别人那样融化在其中，但是他看上去仍然是那么的落寞，因为他有个化石一般的心境，他没有家啊。在舞场里他遇到了甚至连鞋跟和头发都寂寞的茵蒂和一个自称家在鼻子里面而鼻子又被他忘在家里的落寞的醉鬼，这些人如此寂寞，也是因为他们都是没有家的人。可以说，这三个人并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而是展示了漂泊者这一类人的整体形象。他们迷失了家园，内心没有归属感，本想通过酒吧、舞场等娱乐场所拯救自己的灵魂，但事与愿违，短暂的愉悦过后，反而落入更深的痛苦之中。他们只能千百遍地问着自己：“家在那儿哪？家啊。”

二、具有双重性人格的人

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还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双重性人格的人物形象。

这一系列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首先出现在其都市题材小说中。穆时英曾明确提到“犬儒主义和共产主义，蓝色狂想曲和国际歌，牢骚和愤慨，卑鄙的私欲和崇高的济世渡人的理想，色情和正义感”共存在自己的身体里，自己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4]。自然，他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如《Crvae“A”》里的余慧娴，当她踢了“我”一脚又在指缝里偷看我的时候，是个顽皮的孩子；当她像坍了的建筑物似地倒在“我”怀中哭的时候，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当她像溶了的雪人似地靠到我的肩膀上的时候，是一个睡了的孩子；当她酒醒后用纸条捅“我”鼻子的时候，仍然是个孩子。可同样是她，当她默默坐着喷

着烟时，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当她脸上浮过寂寞而不再作声时，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当她叹息似地唱起《初夏的最后一朵玫瑰》时，还是一个寂寞的、疲倦的、半老的妇人。余慧娴从外表看是一个孩子气的姑娘，但从内心看则是一个半老的妇人。她用快乐的面具遮挡心中的寂寞和忧伤，她无疑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典型人物。《圣处女的感情》中的圣处女原本静谧、纯洁，像银架上燃烧着的白色的小蜡烛，她们的眼是朴素且没有技巧的，她们的心脏是白色的，她们的灵魂是安详的。可随着一个漂亮男青年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两个圣处女从互相谦让到相互攻诘，虽然她们看上去还是那么纯洁，但眼已是潮润的，心已是黑色的。她们为自己的改变而吃惊，却又束手无策，只能诚惶诚恐地在基督的像前祈祷。圣处女的宗教感情是如此的虔诚，人的性本能又是如此的强大，在二者超乎寻常的对抗中，圣处女的人格分裂成了具有双重人格的人。

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还出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作家在小说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力图在本我和超我的对抗模式中重释古人古事。施蛰存的小说在此类题材中最具代表性。如他的《鸠摩罗什》，得道高僧鸠摩罗什，一方面欲皈依佛祖释迦圣洁的教训，恪守清规以求得正果，另一方面夜宿宫女，沉沦欲海。他愈沉沦，愈内疚；愈内疚，又愈加沉沦。他深陷宗教情感与世俗情欲激流所交汇的漩涡中而不可自拔。还有《将军的头》中的花将军，吐蕃后裔花将军接到和吐蕃作战的命令，却陷入了两难：是效忠唐皇抗击乡人呢？还是重回故国怀抱呢？道义和民族的冲突使他倍受煎熬。随后在驻扎的小镇上，他坚决地斩杀了麾下一名非礼少女的士兵，但是他旋即又陷入了梦魇：原来自己同样渴慕着这位少女。是选择毅然决然地奔向故国呢？还是选择这个自己爱恋着的大唐少女呢？情欲和民族的冲突也使他倍受煎熬。最终战场上的花将军还是因为这个自己爱恋着的少女而身首异处。小说中的花将军具有双重人格，他时时刻刻被道义和民族、情欲和民族的纠葛所折磨，最终只能通过死这一种方式寻求解脱。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要活着，就要承受理智和本能的激烈对抗所带来的重压。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花将军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暗示了人类的宿命。

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当时文坛显得是那么与众不同，但这并不会影响其丰富的内涵。与其把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看成他们自己，不如把他们当作是当时社会中一个人群乃至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言。他们身上是有着种种为今人所不齿的弊病，但是这是当时特有的都市文化的冲击所造成的。因此，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做了有益的补充，还在于为如何观照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穆时英.南北极·公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73.

[2]穆时英.穆时英短篇小说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211.

[3]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1.

[4]穆时英.无题[N].大公报，1938-1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