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

简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摘要] 《儒林外史》堪称我国古代讽刺小说一朵奇葩，是中国第一部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同时也是十八世纪中国古典小说文库中的一部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作品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新的高度。作者通过运用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采用冷静理性的笔触全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考试制度和八股艺制的腐朽。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通过学习分析其讽刺艺术风格，对于提高讽刺文学的写作水平，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讽刺；喜剧性；悲剧性；真实性；夸张性

【前言】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小说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创新和发展，而且在艺术上以其独创的讽刺手法，开创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先河。现代文学大师鲁讯先生曾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不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作者吴敬梓以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把功名宦海中的沉浮变幻，富贵利禄的人生百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通过对德世济民，独善其身的清高名士和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奇人等理想人物的描写，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以及寻找医治现世良方的社会改造理想。整部作品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作者亲身体会，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

一、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讽刺艺术史上可谓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小说揭露了虚伪吃人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内容，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推行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工具。吴敬梓把反科举制度和反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教结合起来。他从维护传统的“孝”、“悌”观念出发，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范进的母亲因为儿子中举喜极而过世。范进为母亲的死日日追荐，忙了七七四十九天。张静斋拉他到汤知县家打秋风，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自己“居丧尽礼”,坚决不肯使用摆在前面的银镶杯箸,只好换了白颜色的竹箸,汤知县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王玉辉对于丧夫的女儿，不仅不加劝导安慰，反而劝导三女的公婆“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并鼓励自己的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八天以后，三女终于绝食而死。她母亲“伤心惨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王玉辉不近情理的言论举动，正是宋明以来大量“节妇烈女”的现实写照。然而，王玉辉也终究不是野兽，当他的三女的神主被送入烈女祠举行公祭时，大家盛赞他生了“这样好女儿”，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想出去散心，到了苏州虎丘，

“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一）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所谓“讽刺”的定义，应指作者以极深的道德感去责难邪恶、揭露愚行，目的在于阻遏并改进恶性的倾向，使社会革新。其取材的来源是社会上不合宜、不道德的行为，或人性的弱点。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讽刺艺术的这两个特征，使它区别于历史上任何讽刺作品而独树一帜，表现为：

（1) 作者在刻画人物的行动和思想的时候，着眼于从人物关系，着眼于从他周围的环境条件，因而不仅写出了人物有什么样的思想行为，并且揭示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其讽刺是为抨击整个社会而发的，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相结合的。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不得不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他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

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2) 将爱憎情感隐含在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中，不是凭借抽象的说明，而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来表现。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

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

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儒林外史》符合了这个定义。它以环绕在科举制度周围的官师、士子、山人、清客以及某些附从的市井小民为对象。作者所要讽刺的不是科举制度本身，而是推行后的旷日持久所产生的流弊。作者看出这个危机，于是根据亲身体验以及闻见所得，借小说的功能，一方面委婉客观的把种种愚昧行为显露出来；一方面则透过几位特定的角色，发挥他心目中正统儒家的思想。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处处表现着矫饰、腐败的行为，醉心于追求过人上人的生活而忘却了正常合理的社会生活。最不幸的是这些人物及其言行又将成为人间道德的表率，而影响整个时代的风气。作者在这里流露了一种以温和与怜悯的笑意来纠正世俗的错误缺失的襟怀。同时，向种种小人物的愚腐行为，苦寻矫治的办法。本书的讽刺意图于是有了正面的效用与价值。（二）对照和夸张手法的运用。

《儒林外史》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全书虽然以描写被否人物、被否现象为主要任务，但并不因为显露描写对象的喜剧性特征、突出它们的可笑的一一面，而忽视对象的客观整体内容。在吴敬梓的笔下，讽刺对象的性格中往往包含有某些正面的因素，并不写成无恶不作的坏人，这些人物不少都有一个逐渐变坏的过程，因而使人物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既辛辣，又深刻。例如马二先生，头脑迂腐，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他同时又有善良、富于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