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道家思想对文学创造的影响

魏晋玄学的发展、主题及对文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实际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长的乱世时代，在三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豪强争霸，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又短命而亡，接着北方五胡乱华，十六过纷争，南方政权也四带更迭。在漫长的乱世之中，经济、社会、环境都受到难以估量的破坏，但乱世中的文化却得到新的发展壮大，文学的繁荣，雕刻的兴盛，等等，但其中最引人侧目的，当属玄学的崛起。

（一）魏晋玄学的发展历程

西汉时，汉武帝“摆黜百家、独尊儒术”，名教（所谓名教是指“因名设教的一套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成为西汉巩固起统治的理论基础，但东汉末封建统治的危机和随后汉王朝的崩溃，名教也陷入了危机，对儒家经典的烦琐解释的经学也无法赢得人心。旧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崩溃，时代危机越演越烈，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思想家把眼光转向《老子》、《庄子》，想继承汉初的“黄老之治”，以道家统帅儒家，于是，魏晋玄学应运而生。可以说，魏晋玄学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必然。

先秦时期道家对“有无”问题的探索，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的思想萌芽，因此，道家思想经两汉的孕育后在魏晋降生玄学是合乎思想史和自身逻辑的，而且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也大量涉及了《太玄》（杨雄著）、《易经》及《论衡》（王充著）等包含道家本体论的书籍并继承了这一思想，魏晋玄学的产生是道家发展的必然。

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分法。目前一般将魏晋玄学分为三个阶段。许多学习和多较承认第一阶段是以何晏、王弼开创的“正始玄学”，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自然”统御“名教”，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主张“贵无论”。何、王等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处于自然。圣人无为而治，“以无为本”也成了他们解释名教的理论出发点。第二阶段是一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下合自然论”和以裴顾为代表的“崇有论”（有些学者如防天宝等主张将裴顾的“崇有论”放在第三阶段）。嵇康、阮籍等以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抗名教，“非汤武而薄周礼”，公开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这只是“正始玄学”扬道抑儒的异端。第三阶段是向秀和郭象，他们修正了何、王、嵇、阮之说，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同意的关系，主张“名教既自然”，以郭象的《庄子注》为标志。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奠基者，而郭象的《庄子注》标志和魏晋玄学的顶峰。至于东晋时期的脏湛和僧肇，主张玄学与政治脱离关系，这导致了他们的玄学思想脱离了原来发展的轨道，算不上玄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有些学者将东晋玄学作为玄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僧肇在理论上取消有无、本末的对立，宣扬出世主义与政治失去联系，可以说客观的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僧肇是僧人，佛教学者）

（二）关于魏晋玄学的主题

关于魏晋玄学的主题，有很多学者都作过研究，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先看一下一些学者的看法。

汤用彤先生指出，魏晋玄学“已不复拘守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他认为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重心是“宇宙本体论”，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议题。这中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而近年来许抗生先生有指出，“除了何晏、王弼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宇宙本题论外，玄学家嵇康、阮籍并不讨论有无有本体问题，向秀、郭象更是反对本体论的……我们认为玄学的普遍共性，并不是宇宙本体论，而确切

的说，应该是讨论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论的问题。”但本体与本性有何不同，有何、王的本题论玄学转向嵇、阮的本性论玄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无从而知。

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把魏晋玄学定义为“新道家”，认为魏晋玄学是先秦道家哲学在魏晋时代的复兴，其主题就是捞、庄的“道”论。文革前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中将魏晋玄学的主题视为“哲学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表现为魏晋玄学内部的两条线路的斗争”。1983年汤一介先生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指出：“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并进一步指出“讨论‘本末有无’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则是它的特质”。1990年方天立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则说“魏晋玄学……主要是讲宇宙‘自然’和社会‘名教’的关系的理论”。

面对如此多的说法，那么哪一种才是玄学真正的主题呢？1994年的第二次全国性魏晋玄学研讨会对此作了讨论。会议认为，魏晋玄学的主题是：1自然与名教的关系。2有无关系。3天人关系。4超越。5忧患关系。会议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如果把玄学作为一个本体来把握的，那么对于其主题的各种不同提法正好可以互补，挂怒主题的歧异性见解在自然名教的关系中能够作出一个统贯的工作，各种观点并不矛盾，是一致的。所谓玄学，其实是指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人生问题、政治问题和精神问题的境界。”

应该说，会议作出的解释是科学和合理的。

（三）魏晋玄学的文学的影响

魏晋玄学是一中思辩性的哲学，他对文学的积极影响主要是其思想对文学的渗透来体现的。

玄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名教与自然，自然是玄学推崇的思想，与“自然’想通的有“真”，他们来自老、庄哲学，指没有世俗伪饰、保持天性、自然而然的境界。“自然”和“美”没有在魏晋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但体现他们的陶诗和阮籍等对它的叙述，却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人把“自然”、“真”、“美”视为文学的极致。

言意之辩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议题，它讨论的是言辞和意旨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论（这观点最早见于《庄子》）对文学创作和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与言外”，抒情性的中国诗歌的精髓正是缘与庄子哲学老魏晋玄学的启发。

魏晋时代的士大夫追求一种“魏晋风流”的人生境界，而它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它的外在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率真。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联系。陶渊明、嵇康、阮籍、王羲之等文化名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他们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魏晋风流的体现和载体。魏晋风流以它美好的影象对后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玄学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效用，也对后世的文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现在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参考资料：《中外文化概论》（任闻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方克立、张岱年主编）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有无之辩——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康中乾著）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王晓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