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析：日本侵华理论的演变

1855年

吉田松阴的“补偿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各方面都屈从于欧美列强，却形成了在“侵略弱小邻国来寻求它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补偿”。明治政府成立之前，日本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在1855年日本与美国、俄国缔约后，在《狱是帖》中指出，讲和既定，不可背约，而应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这一思想被明治政府奉为最高国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数十年后致力于侵略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根源。

1868年

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和《御笔信》

所谓大陆政策，乃是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确定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扩张政策，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1869年

木户孝允首倡“征韩论”

1869年1月，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明治政府伊始便向政府副总裁、大纳言（日本官职名）岩仓具视建议，将朝鲜首先作为兴师问罪的大方向，从而“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此后西乡盛隆也力主征韩，目的最终是掠取中国、朝鲜，“以立入侵欧亚各国之基”。

1870年

山县有朋建立皇军

日本皇军的创始者是山县有朋。早在1870年，山县有朋自欧洲回国不久，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征兵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2年，山县有朋制定第一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到甲午战开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被称为“皇军”，成为日本侵略他国的主要工具。

1872年

天皇颁布《军人守则》、《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

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军人守则》，列举军人的七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1878年8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以“忠实、勇敢、服从”为基本精神的《军人训诫》，要求日本军人绝对无条件服从天皇。1882年1月，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军人敕谕》，明确规定日本军人“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归俭朴”，其中核心是“尽忠节”和“尚勇武”，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要求军人必须具备以死效忠于天皇的“崇高”观念。事实上，这种观念一直支配“皇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1890年

山县有朋的“利益线”理论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认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他在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上极力宣扬他的“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他的这一理论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新阶段，直接推动了1894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1912年

川岛浪速实践“满蒙独立”

在逐渐萌芽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形成之前，一位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早已倾注毕生之力开始策划实施“满蒙独立”，以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蒙古东部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以对抗俄国。在日本军部的直接策划下，川岛浪速和日本参谋本部间谍多人在1912年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1916年，同样这些人又伙同盘踞在内蒙的中国马贼巴布扎巴以及满清遗老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最后都被张作霖武力挫败。

1925年

松冈洋右确立“满蒙生命线”理论

作为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延续和具体化，曾经在“九一八”前多次担任中国领事的松冈洋右大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日本侵华造舆论。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就郭松龄倒戈反奉一事给外相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满蒙”与中国其他领

土区别开来。1929年12月，松冈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内，本利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1930年，松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议会内外开始散布“满蒙生命线”说，并以此攻击“币原外交”。1931年春，松冈在名为《动荡之满蒙》小册子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军部于是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从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

1927年

田中内阁策划东方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越来越感到日益增长的美国势力成为日本对中国“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尤其令日本无法容忍的是，受日本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因日本的过分压迫而接近美国，“开始脱离日本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内阁认为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满蒙政策”，是“刻不容缓的急务”。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回国，研究解决“急务”。最后决定召开一次有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专门会议，即后来被人称之为“东方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中国时局，内阁再次做出出兵济南干涉北伐的决定，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议的另一产物就是田中密奏日本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包括21项内容，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学术界至今对《田中奏折》的真伪存疑实属多余:日本后来的侵略过程与《田中奏折》内容惊人地吻合。对此就连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也说:“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1928年

石原莞尔提出“石原构想”

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在此前后，他通过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理论和主张，形成所谓“石原构想”，其要点是: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一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只有下一次世界大战才是人类

最后的决战，它将以日美为中心进行。如果准备对美国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如果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这样才能使“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