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与中国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邱永声)

白银与中国——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

邱永志

摘要：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远非仅仅是一种中国内部社会变迁的变革，而是一种世界整体经济正在建立、发展的变革。然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显然无法与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变革相适应。这内中复杂的原因需要去探讨，但是如何从当时中国迎接国际契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明清的货币思想是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关键词：明清货币思想白银国际契机

近些年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涌现出一大批广为人知的专家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李伯重、李中清、柯文等等。他们不仅就明清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人口问题、地区经济、江南问题等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史学界大相径庭的认识，而且有的学者从全球主义和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和地位，值得关注和思考。刘北成认为“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1]”。

2010年6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以“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主题的史学会议，与会学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陈支平认为，中国的明代时期是整个地球上“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势力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扩张，而东方的中国同样显现出某种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2]。尽管中国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没有改变，但是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解析使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于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甚至脱节的社会构架之中。黄仁宇就指出明中叶以后，国家的基层控制能力极为有限，但是整个国家蕴藏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3]。想必这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们能够够会与世界发生如此紧密联系的基础原因，毕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王朝颁发禁海令或者限制对外贸易的时间远比开放的时间长，但其中的原因绝非就这么简单。

对于明清社会背景的重新论述，笔者以为这是必要的。因为以往学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认识往往仅限于中国社会本身。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就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便是它是中国所固有的，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土生土长所形成的，……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并没受外国经济思想的多少影响[4]。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讲，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如何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学界往往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理论的标准来看待。然而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究竟是利是弊，终未可知。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学界神话被打破之后[5]，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便日益紧迫。

一、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解构

中国“经济”一词的出现是较早的，东晋元帝时期的就有：“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6]的记载。隋唐时代更有“经世济民、经国济民”的说法。明代还有关于经济的专门著述，如李琦的《经济类编》。清代，士大夫更以经济之学来作为他们反对学术虚夸、浮躁的旗帜。确实，中国古代的“经济”，其含义和现代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含义一般而言就是指经世济民或经世致用的现实之学。然而，现在我所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指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传入之后得以形成的一门旨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学科[7]。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如果就总体的特征而言可以分为“富国之学”和“发展之学”[8]两大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上，经济思想家所阐述的问题大都围绕历史上的富国问题来进行思考的。土地问题、货币问题、商业问题、人口问题、赋役问题等等，其出发点大凡是为了专制帝国政权的建设需要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之学”的经济思想一定程度上是近代西方经济、文化影响的产物。但是中国古代绝非没有追求发展的经济思想。以货币思想为例，就笔者接触而言，上古单旗的子母相权理论的提出便是货币理论史上重大发展。

货币思想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商品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的过程，并且不断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如何把握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特点，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有着自身专有的经济范畴，而这些专有的经济范畴则体现在颇具特色的货币话语体系。子母理论、轻重理论、虚实理论、称提理论[9]等见诸文载。

二是货币价值论的缺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都有所表述，然而对于货币价值的论述或是不够成熟，或是零碎幼稚。西汉贾山曾经视货币为“亡用器也”[10]，晁错说货币为什么会产生价值是“上用之物”的缘故[11]。唐杜佑曾指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12]”但他对于货币“一物”为什么能够主“万物”却不可知。即使到了明代的邱浚，他在论述纸币的时候便可以看出他对货币价值的无知，他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 呜呼! 世间之物, 虽生于天地, 然皆必资以人力, 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 其功力有浅深, 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 其体非大则精, 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 乃以方尺之楮, 直三五钱者而售之, 可不可乎? !”[13]清代前期的许多货币思想家反对金银的使用，也可看出传统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价值的懵懂。

三是中国的货币思想呈现着复杂的发展状况。1、古老的货币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推崇，如“子母相权“理论自西周诞生以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在南宋得到推崇。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大都以前朝的货币流通经验来论述本朝的货币政策得失也是这种延续的体现。2、货币思想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宋代的纸币思想、明中叶以后的白银思想便是例子。3、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叶世昌曾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特点总结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自然经济结构为模式”，“以国家调节经济为理想”，“以解决财政为重点”，可谓鞭辟入里。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其思想的内在特点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却迎来了一种新的货币，那就是白银。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白银意义和白银思想，这与白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有莫大的关联。

二、国际契机与明清的白银思想。

“国际契机”一词可以见之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西方经济势力渗入以前即存在一个有着自身运转特点的“小国际贸易圈”，他称之为“朝贡贸易圈”。中国是这个经济圈的中心，而这种贸易圈的实质就是贸易与商业，白银的流通这个圈内的不断发展的确保因素，而近代西方势力的参与是以他们必须适应这个“贸易圈”内特点为前提。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的代表学者弗兰克也以他的“白银资本”为切入点，指出我们必须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15、16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流通[14]。可以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确实因为参与世界的贸易与分工，而得到一种潜在的“国际契机”，然而中国社会终究在现代社会的进程当中停滞，确实令人叹息。但这显然不是我这里要探讨的重点。

其实中国学者很早便关注了白银的问题，梁方仲于1939年便发表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对明代输入白银的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作了具有意义的研究。全汉升在留学期间便注意到了明清之际的白银问题，并估算了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意义。自弗兰克《白银资本》问世之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白银作为一种“世界货币”[15]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但是对于明清时代而言，白银的问题应该得到具体的审视。黄仁宇指出在明代白银虽然运用逐渐广泛起来，但是白银并没有作为国家承认的货币而使用，白银在赋税的征收当中虽然是被折纳，但是赋税的单位依然还是以石来计算[16]。到了清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白银的意义，尽管我们现在看来仿佛取得了共识，但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家，对于白银的认识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顺利。明代前期，经济思想家多集中于探讨纸币的作用，如叶之奇、刘定之在探讨纸币的兑现理论和方案。明中叶货币金属主义的代表邱浚，虽主张实行上中下三币制度，但也只是重视铜钱的作用，对白银的使用也是多加限制，他指出“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17]”。而且整个明朝中叶几乎都是围绕重钱轻银的思想而展开。明世宗嘉靖期间，谭纶提出了用银致贫的论点，指出银贵导致国家财政的困难。作为山西巡抚的靳学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在于“银两不足”。他主张回归用钱的时代，并指出白银的使用利于豪右势力的崛起[18]，正式开始否定白银的作用。到了明清易代之际，这种思想则更为明显。中国的经济思想家纷纷不约而同的指责白银的使用，甚至出现了废除使用白银的主张。例如顾炎武，他在周游山东和山西的时候亲身体会到了“银荒”对于百姓的困扰，即使丰年也要卖妻弃子[19]，他看到了白银与赋税的密切关系，使得老百姓在交纳赋税的过程中异常困难，因而他主张用钱而不使用白银。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