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

柳公权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代著名书法家，汉族，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

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

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字最好，便吸取了颜，欧之长，在晋人劲媚和颜书雍容雄浑之间，形成了自己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

他一生作品很多，主要有《大唐回元观钟楼铭》、《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神策军碑》。

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柳公权幼年好学,善于辞赋，懂韵律。

曾任翰林院侍书学士、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太子太保，封河东郡公。

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进谏。

擅楷书，广泛师法魏晋及初唐诸家，受颜真卿影响较大。

其书结构严谨，笔画锋棱明显，如斩钉截铁，偏重骨力，书风遒媚劲健，可与颜真卿的雄浑雍容书风相媲美，被后人誉为颜筋柳骨。

在书法史上具有很大影响。

柳公权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平西郡王李人物生平晟碑》、《羲阳郡王苻璘碑》、《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冯宿碑》、《苏夫人墓志》、《李石神道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等。

大唐文化瑰丽堂皇，柳公权、贺知章、王维等人皆是当时科举考试的状元。

文化繁荣，书法艺术名家辈出。

初唐有欧、虞、褚、薛;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

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峰巅。

后侍书生涯世以颜柳并称，成为历代书艺的楷模。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字诚悬。

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

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

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

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

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

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

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

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

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

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

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

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

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

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

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

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

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

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

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

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 5年)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

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

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

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

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

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

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高尚素养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

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

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旧唐书》)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

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

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

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

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

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

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

《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

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

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

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

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

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

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

(都淡然处之。

《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

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

柳体之路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

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

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通向绝顶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

早期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

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

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

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

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

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盘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

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

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

(《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鼎盛期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

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神策军碑》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

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

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

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

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

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中期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于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

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

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

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

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

(《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

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

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

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晚期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

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

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谟碑》(《宝刻类编》著录)。

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

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

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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