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和拉斯蒂涅

站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初，把眼光投向茫茫遥远的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多姿多彩的法国文坛，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个在那个多才多艺的时代里纵横驰骋的文坛巨匠，重重的历史帷幕并不能遮挡他们的光芒，他们连同他们的作品一起走进人们的视野,走入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心中。

这两位巨人便是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巴尔扎克这位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并列而毫不逊色，并且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大师.这一点。几乎从巴尔扎克逝世之日起，就得到公认，雨果曾在巴尔扎克的葬词中说巴尔扎克“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第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这是对巴尔扎克较为公正的评价，巴尔扎克在《高老头》等作品中塑造一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并以此构建一座不朽的文学宫殿，真实地展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司汤达则以其作品神秘、复杂、精巧、带有迷一般的魔力独享文坛。他丰富的阅历使他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对社会的各个侧面了如指掌，对人性的各个层面洞察深刻，所有这一切无疑为其后来的创作提供丰富的土壤和视角。其代表作《红与黑》正是他独特魅力的集中体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两个青年人的形象较为引人注目：他们地位卑微，却不屈从命运的安排；他们一方面迷恋新的优裕的环境，渴求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却受到现实社会的排挤、压制，最终以悲剧收场；他们的性格是复杂多元的，既有对社会抗争的进取精神，又有世俗的自私自利的功利思想；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却又最终不得不服从社会的判决。这两位即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两位青年都是风云突变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产物，他们不满足于自己卑微的地位和令人沮丧的景遇，因此，寻找出路是他们人生中首要的问题，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理想，这也是千千万万法国青年人的理想所在。

于连与拉斯提涅在性格和行为以及经历遭遇上有一些相似之处，然而两个人也是有很多区别的，“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虽然两个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新青年，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还是存在差异的。下面，让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物的具体性格和经历等各方面来探讨一下两个典型人物。

一

首先我们来看司汤达笔下的于连，透过“十八世纪严格讲究理性的感觉论哲学家们思想上的嫡系后裔”①的细腻笔调，作者在作品原有的副标题“一八三零年记事”表明了他的意图。于连正是在这一特殊年份中产生的“英雄”。

我们知道，一八三零年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自从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封建贵族又从国外卷土重来，再一次统治了法国，在欧洲封建联盟国家的支持下，这次复辟一直持续到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这一次历史阶段被称为复辟王朝或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中，尤以一八二四年查理十世后最为反动。查理十世是极端保皇派的领袖，他一上台就给流亡贵族以十亿法郎的赔偿金。颁布了“宗教治罪法”，支持耶酥会教士，

使宗教势力大大地猖獗起来。他还让极端保皇派进入内阁。竭尽全力以恢复专制王权的统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中，矛盾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司汤达在神圣同盟的时代和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恐怖年代里，深深的感到了自己的受歧视，被压迫的社会处境。他的这些深刻感受促使他创造了于连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于连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三零年的法国复辟王朝时期，这个阶级属于受压迫的阶级，在政治，经济上都要求冲破种种束缚，要求自由平等。于连从小就爱看书，而且天资聪颖，这不同于他的粗暴愚笨的哥哥和贪财的市侩气十足的父亲老索雷尔。于连在小时候接受了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思想，他热烈地崇拜拿破仑，他不满意自己的平庸处境，对压制他的上层统治阶级抱着极大的仇视，在他的身上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于连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要采取行动。但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他既无贵族头衔又无财产作为晋升的资本，唯一有的就是他的“才华”。他的勃勃雄心，在行动之前，于连先找到了一个榜样——拿破仑，拿破仑出身不高，却凭自己的才华走上了权利的颠峰。然而，拿破仑是建功勋于战场上的，而这一穿上“红”军装的时代，已随着王政复辟而不存在了。随着查理十世的登位，从戎建功这条道路对下层青年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而教会的“黑”长袍则转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的确，在这样的时代里，于连看得很清楚：“如今我们眼见四十岁左右的神父们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也就是说，他们的家资三倍于拿破仑当时手下的著名大将的收入，并且这些大将还要有人来为他撑腰。”②于是，为了摆脱自己受压迫，受鄙视的地位，为了和上层统治者分庭抗礼，于连不得不在这虚伪的、充满邪恶、欺骗的金钱世界中去闯他的前程，跟许多与他相仿的法国小资产阶级青年一样，他抱着穿不上“红”军装也一定要想办法穿“黑”教士长袍的想法开始了他的艰难跋涉，他为了升迁而选择了由粗暴的神父皮拉尔主办的神学院。尽管他狂热地崇拜光荣，崇拜拿破仑的传奇经历，尽管他是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他还是选择了一项与他内心并不一致的职业。

在当时，法国处于七月革命前夕，于连并没有选择走革命的道路，反抗腐朽的波旁王朝。而是选择了往上爬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理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像他这在样的中下层青年没有反抗的渴求吗？不，如果于连走向革命的话，那他就决不是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了。他这样的青年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以几十万计的数字大量存在着，他是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三零年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

像于连这样的青年，他们痛恨贵族阶级，憎恶教会，鄙视大资产阶级。他们在内心深处瞧不起这些贪婪、庸俗、虚伪、卑鄙的人们。他们要求“自由”，要求“平等”，要求自身的“解放”。然而，他们要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就必然采取阿谀逢迎，卑躬屈膝的手段来取得成功，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也有人走相反的道路，他们处处维护自己的自尊与信心，时时保持他们的“傲气”，“清高”和“虚荣”。以显示出自己的高人一等，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受到启蒙思想熏陶的结果，他们的抱负也不允许他们出卖自己的尊严。于连正是这样，他在德•瑞那尔家，彼得拉尔德的神学院，以及穆尔侯爵府中，时时处处向人们表明他的存在，他的自由权利和平等。

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像于连这类青年在与统治阶级短兵相接时，往往只能采取个人奋斗的方式，而就在这过程中，许多人就暴露出了他们的弱点，于连本来明明是一个拿破仑的忠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