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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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南开”

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

2016-08-29 09:11:57来源:往事

∙标签

∙重庆

∙南开中学

图左为张伯苓(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去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重庆。由于重庆到澳门的航班是隔日飞的,我也有了一点走一走的时间。朋友带我去看看重庆的“南开中学”。

算是我孤陋寡闻,以前还真不知道重庆也有一个“南开”。著名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在天津,难道在重庆还有一个比山寨更大一点的“山城版”?

重庆的南开中学位于沙坪坝,1936年由天津南开掌门人张伯苓设立,并自兼校长。最初的名称是“南渝中学”,即南开与重庆的合名。张伯苓之所以要跑到重庆设校,是因为当时的华北局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没有停止其侵华的脚步。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继攻长城各口,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后不

支,被迫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华北由此已处于险境,天津由此已成为前线,日本在天津也有驻军,一旦形势有变,天津南开各校将有可能不保。

这一步先着,张伯苓还真下对了。

重庆的南渝中学开学还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天津南开各校遭到了日军的野蛮轰炸,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校园成了一片焦土。天津南开各校开始其流亡生活。张伯苓逃了出来,住到重庆的南渝。南京的报纸上也刊出广告,宣布有条件离开天津的南开男、女中学生,可以到重庆去继续学业。“南渝中学”随后亦改名“南开中学”,以示其生命之延续。

今天的重庆,修了许多沿江、跨山的高架路,不到一小时的车程,便从曾家岩到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大门,应当是新修的,与重庆一中相对面,入门即见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各校共同的校训。重庆南开的校歌,也沿用了天津南开的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只是在后面一段咏唱时,宣示其新生命的地点,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边上。今天的沙坪坝,商业繁荣,人口密集,与市中心无异;而在当年,却属于重庆的远郊区,进城的交通很不方便。南开中学的老师与学生只能都住校,吃饭也都在食堂,成了全宿制的学校。师生之间,交流很多。

1937年底,重庆被定为战时陪都,一下子发展起来。教育的需求量很大,重庆南开中学在校学生1938年秋达到1472人(至1945年秋达1900人)。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规模。战前天津的南开各校(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学生加起来约三千人。学校的各种建筑不断修建起来,我们在校区内漫步,可以感到当年规划者的心思,房屋建在靠山一边,中间的洼地是规模极大的操场。学校后来遭到日军飞机的多次轰炸,因地形与设计的安排,损失较小。学校也在山上建了据说能藏两千人的防空洞。现在的校园里,老的建筑不多,但留存下来的,我觉得都有保护的意义。

张伯苓真是个大教育家,出手果然不凡,一下子就办出个名校。重庆南开中学很早就建有科学馆,旧楼似已不存。我在现在的科学馆中,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幅照片,都是院士,约有三十多位。我看着各位的介绍,大多是陪都时期的学生:马杏垣、钱宁、朱光亚、郭可信、楼南泉、邹承鲁、何曼德、周光召、杨士莪……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是了不起的,除了理工科外,文科的学子有吴敬琏、茅于轼、汤一介、张岂之、郑必坚等等,在政界有邹家华、阎明复等等,在企业界还有一个张忠谋。一所新学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培养出了这么多的人才。我离开科学馆时,想到的是“允公允能”的校训,却迎面看到橱窗中的展示,标明最近几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生的高考分数……

陪都时期,国难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文明不可绝,教育尤不可偏废。最有远见的教育家、政治家为这个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留待日后的复兴。南开大学在流亡过程中,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这么差的条件下,从1938-1946年,九届才毕业了3343名学生(最少的两届只有二百余人),数量不多,差不多快到了“楚虽三户”境

地(冯友兰作“西南联大校歌”有“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一句),却造就了战后中国最重要的一批人才,是后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领军大将。“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战时的西南联大,是一个单薄的杠杆支架,却撬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和诸多领域触及世界的前沿。

当我来到重庆南开中学的教师宿舍区,心情不免稍有激动。“津南村”——这个名字提示着他们从哪里来,也意味着他们要到哪里去。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他们有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信念。而就在这里,我觉得现实与当年或可穿越,精神相通。战前天津南开的教授宿舍已毁于战事,我不知道是什么模样,而津南村的房子在陪都时期应当算是很不错的,看起来有点像战前清华大学的教授宿舍。张伯苓当年就住在这里,也尽一切可能为重庆南开的教师们提供着最好的生活条件。

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是国家的希望。1807年,普鲁士王国惨败于拿破仑,威廉三世国王挽救普鲁士的重大举措是设立一所新的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开学,在德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洪堡兄弟领导下,很快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奠定了普鲁士再度复兴的学术与知识的基础。张伯苓等一批了不起的教育家们心念于兹,重庆的南开中学,昆明的西南联大,那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苦苦支撑着的优秀教育机构,中华文明得此而弦歌不辍。

在这个名单上,还应加上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那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李方桂、董作宾等一批学者,依然进行着他们的研究,学问得以延续而生生不息。也就在这个小小的李庄,还有一个同来避难的同济大学。

中国有不少好的教育家,但像张伯苓那样出手就有的,并不多见。在津南村,我想起了梅贻琦。他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也用过清华庚款留美。西南联大时期,梅、张与蒋梦麟同为学校的领导层,也算得上是患难兄弟。梅贻琦当年执掌清华大学,不经年间,将之变为中国最好的大学;至西南联大,张、蒋放手于梅,又放射出一段光芒;到了台湾后,再办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为后来的新竹清华大学立基,人生的晚霞达于光华。可他一生都是个澹泊宁静的人。2011年的一个大清早,我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梅园,一个人静静坐着。和风习习,芳草萋萋,我感到这里跳着的与北京清华大学是同一颗心。

1946年3月,张伯苓离开津南村去美国访问。1948年11月,他请辞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回到了津南村,住了一年半。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过津南村,请他去台湾,而他却放不下南开。1950年5月,张伯苓离开津南村,8个月后,1951年2月,在天津去世,最后一段日子过得不太平静。

于私德而言,张伯苓是可以找到优点与缺点的人,梅贻琦优点不明显,缺点几乎找不到;于公行而言,他们两人都是巨人,南开与清华是其丰碑。他们的名字与事业相连,当传之千秋。正因为教育属千秋事业,重庆南开的学生业绩、新竹清华的研究成就,都在他们去世后几十年才真正展现出来。人很少能活到百岁,却说要“百年树人”,讲的正是终身之计。大教育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来做事,不太注意眼下的评价,让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记录其功过。今天各位名校的校长们太注重眼下了,没有负辱承重的能力。我百分之百地能够理解现在学校须得关注高考分数及各类指数,关注排名榜,甚至关心有多少名考上北大和清华,然这些大多与各种利益关联紧密,与教育的本质关联较少。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遇到过不少会考试的学生,做不出研究。教育家不能看太近了,还须往最远处去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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