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及其成因_吴敬-201401考古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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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及其成因*

吴敬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市130012)

关键词:南方地区宋代墓葬共性特征形成原因

摘要:秦岭—淮河沿线以南地区已报道了1000多座宋代墓葬,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分类、统计和归纳,我们发现其在分布特点、区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上有着一定的共性规律。在分区上以河流山川为分界形成若干文化圈,在各文化圈中又受到了自然地理以及宋代社会、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宋代南方各地葬俗的共同特征,这是宋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南方地区宋代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KEY WORDS:Southern China Song tomb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Causes of formation

ABSTRACT:Over1000Song tombs to the sou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Huaihe River line have been found and published so far.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 analysis,this study generalizes and identifies several principles that can help explain their distribu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Regarding distributional pattern,these burials demonstrate cultural variations that can be grouped into several cultural zones divided by either river tributary or mountain.Meanwhile,each cultural zone also was impacted by natural geology and other social,economical,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us shares certain similarities.These patterns basically follow the general historical trend during the Song era,and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gional culture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Southern China.

中国的南方地区主要是指秦岭———淮河沿

线以南的广大地区,据本文统计,南方地区正式报道的宋代墓葬有1200多座,这些墓葬分布于现在的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南部、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中南部、江苏省中南部、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海南省。

就历史分期而言,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宋代历史体现了宋金时期不因朝代更替而连续发展的延续性,就考古发现而言,这一分界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宋代墓葬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较大差异[1]。而且,历史学者的研究指出,宋代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2]。因此无论是考古学材料还是历史学研究,都表明南方宋墓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的特点,本文将以南方地区正式报道的普通宋墓[3]为基础材料,结合历史学视角,探讨南方宋墓的共性特征。

一、南方宋墓共性特征的表现

南方宋墓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4],但是南方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区域内又有着很强的共性,这些共性既是南方宋墓区域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南方宋墓与北方宋墓的主要差异所在。

(一)区域划分原则

1.以考古材料为视角,南方不同地区宋代葬俗的流行范围遵循着一个原则,即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面貌的墓葬多以主要流域为中心,以山脉、丘陵、湖泊等自然地貌为天然屏障形成分布圈,多数地区没有遵循宋代行政区划的分界,因此南方宋墓的分区是文化特征与自然地理相结合所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

2.相邻地区不同葬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更大的葬俗分布范围,就目前材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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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1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项目编号:12FKG007)阶段性成果。

主要有三大板块:长江上游文化区,包括成都平原和川北、黔渝地区。成都平原的宋代墓葬以砖室墓为主,川北、黔渝地区则以石室墓为主,但是两者交界地带的墓葬形制相互渗透,且邛窑瓷器和道教因素随葬品在这些地区都有使用[5]。

长江中下游文化区,包括江汉平原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一地区自五代十国的南唐、吴越开始,墓葬就有相近的特征,北宋初期基本延续了南唐和吴越的船形砖室墓形制。随着时代的推移,至北宋中后期船形砖室墓逐渐消失,长方形砖室墓成为了主流,北宋时期随葬瓷器中江汉平原以梁子湖窑产品为主,长江下游地区以繁昌窑产品为主,均为本地瓷窑,但到了南宋时期随着两窑的停烧,景德镇窑瓷器占据了主流[6]。

闽赣文化区,即闽江流域和赣江流域。这一地区在北宋时期,都出现了南方地区极少见到的壁画墓,南宋时期有所增多,而且在随葬品上都有道教因素十分浓厚的俑,虽然制俑的原料有瓷、石之分,但是俑的种类和造型比较一致[7]。

(二)历史发展阶段

1.北宋早期和中期之交。这一时期大致为真宗到仁宗的某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此前,南方宋墓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当地五代十国时期的特点,如成都地区北宋早期的小型砖室墓与当地晚唐和后蜀墓葬形制相同、长江中下游地区北宋早期仍然使用南唐制造的“都省铜坊”铭文铜镜等;此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有较大程度的丰富和改变,五代十国的遗风逐渐消亡,形成了各地宋代墓葬的自身特色。

2.两宋之交。这一时期,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南方的不同地区因王朝更替所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有的地区逐渐衰败,有的地区则产生了新的墓葬特征,主要表现为:陕南、淮河南岸地区南宋墓葬数量大大减少,成都地区砖室墓构造和制俑工艺简化,川东、川北、黔北地区开始流行仿木结构画像石墓,闽赣地区壁画墓增多等等。

(三)墓葬形制选择

1.南方宋墓的墓室及棺椁以外的空间较小,夫妻合葬的形式主要为同穴异葬,有的合葬双室在隔墙上留有相通的孔洞。这与北方宋墓流行仿木结构砖室墓且夫妇同室的墓葬形制有着本质差异。《东坡志林》记载,“古今之葬者皆为一室,独蜀人为同坟而异葬,其间为通道,高不及眉,广不能容人”[8]。苏轼描述的是宋代蜀人的葬法,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葬法显然已不是蜀人所独有,基本流行于整个南方地区,而且古人有“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丧葬理念,宋人为了使夫妇在死后也能魂归一处,创造性地在两室之间留下相通的孔洞,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尊重死者的人伦思想。

2.南方宋墓注重防腐、防潮。北宋早期,这种措施还不是十分普及,而且技术比较落后,主要是将木炭、石灰等材料铺在墓底或直接放在棺椁周围,以起到防潮的作用。北宋中后期,防腐技术逐渐成熟,人们使用石灰糯米汁、三合土,或是石灰、泥沙、木炭、松香等防腐材料填充墓圹、墓室、棺椁之间的空隙,从而使墓葬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封闭空间。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将这种墓葬防腐防潮措施称为“作灰隔”[9]。

(四)随葬器物取向

1.南方宋墓的随葬品种类丰富。各类随葬品中瓷器最多,其次为铜钱、俑、铜镜、釉陶器、陶器、买地券、墓志,兼有少量的金银器、铜器、漆器等。北方宋墓的随葬品种类与南方地区大致相同,但是出土瓷器的组合有一定差异。本文统计了1200座南方地区宋墓,出土青白瓷的有305座,占25.4%,比例最高;本文统计了227座中原、北方地区宋墓,出土白瓷的墓葬有76座,占33.5%,比例最高,出土青白瓷的墓葬有22座,比例最低,占9.7%。

2.南方宋墓的随葬品数量丰厚,北方宋墓虽然在随葬品种类上与南方地区相似,但是随葬品的数量却远不及南方地区。同样是被盗现象严重,南方宋墓随葬品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不乏精美的金银器(非首饰类)、铜器(非铜镜、铜钱)。本文统计的1200座南方宋墓中,有40座出土了金银器,其中20座曾被盗,有52座出土了铜器,其中31座曾被盗。北方地区的多数墓葬在被盗后,几乎成为空墓,本文统计的227座北方地区宋墓中,出土银器的仅2座,出土铜器的仅1座。由此可见,宋代南方人更加重视随葬器物,北方人则将墓葬装饰放在首位,随葬品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

(五)宗教因素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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