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乐府诗歌

一、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

乐府的设立并不是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这样写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结合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长达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此时的汉武帝，在国力渐强，开疆辟土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与西北外族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西北外邦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入了中国，这些音乐，形式新颖独特，得到了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的热烈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武帝推崇儒术，以森严的等级观念进一步巩固统治，“礼乐制度”具有其需求必然性。乐府便在统治需求和物质基础的双重支持下，诞生了。

《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此我们可知，汉乐府诗便是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的叙事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历史上闪耀的明珠。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

然而，乐府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哀帝“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乐府诗的创作和搜集收到了阻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使已有的两汉民歌诗辞得以推广和传播。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细读歌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代歌辞的搜集仅限于城市，而内容又无外乎是恋情，其规模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是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八曰：“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则又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历程中，想要讨论汉乐府诗，我们不得不先对《诗经》中的叙事诗进行分析，并与汉乐府诗的叙事性进行比较，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汉乐府诗对于我国叙事诗的贡献和影响。

二、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记述了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又如，《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虽然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但是只专于记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不能称作是叙事作品。

《诗经》作为保留完整的中国早期诗歌总集，在中国叙事诗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内容上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种内容有各自的叙事特色。

《诗经》中的民间吟唱在叙事模式上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且叙事多是依附于抒情，为抒情服务。如著名的篇目《卫风·氓》讲述了一位女子从恋爱到婚后被遗弃的过程，但我们不难看出，全诗与其说是女子被抛弃这件事本身，但不如说是女子在叙述这件事时所表达的哀怨凄怆、伤心欲绝。钱钟书对《卫风·氓》有“层次分明，工于叙事”的八字评价，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氓》的第三章：“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这是女子在自身经历了悲惨遭遇和情感伤害的基础上，对世

间女子提出的沉痛告诫和对男子负心的悲切控诉。感情在叙事中得到渗透，甚至不惜打断叙事，直抒胸臆，使得在《国风》之中出现了我国较早的“感事”性叙事诗。

另一方面，从叙事内容上看，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在《国风》的叙事中，由于情感的抒发，把叙事阶段成了一个个短小的画面，在情节的完整性上，稍有逊色。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有相对缺失的方面。诗经中的人物往往是以“类”的方式出现的，而在汉乐府诗中，则出现了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诗经》中的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类是个在叙事过程中，则往往在侧重于总体上的宏观描述，不失对细节的微观雕刻。如在《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记录了自发明农耕至牧野之战的历史重大事件，还原了历史风貌，既具备了生活情趣，又精准的叙述了历史事实。

三、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量的叙事诗作品。不得不说的是，相较于《诗经》的第一人称截面叙事方法，两汉乐府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汉乐府诗的叙事视角有所增加。叙事角度在叙事诗中的灵活运用，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审美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这一视角有其表达真情切意的优势，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第一人称视角对作品的展现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以《有所思》为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呔，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作者用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了以为痴情的女子在遭遇爱情的波折后内心忧郁而又果决的情感变化，内容质朴自然，情感表达真切，情绪变化耐人回味。再如《长歌行》一诗：“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搅芝获赤幢。来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