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昆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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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昆虫记》
王富仁
《昆虫记》全集的出版，无疑是2001年中国书界的一大收获。在本报和《Newton－科学世界》杂志社主办的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中，该书榜上有名。此外在《南方周末》、《中国图书商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等媒体组织的年终盘点中，《昆虫记》也无一例外地入选“十大”之列，足可看出该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们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昆虫记》就得到了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推荐，它在中国的传播史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王富仁先生在此文中考证梳理了鲁迅先生与《昆虫记》的关系，今天我们品味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体会其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法布尔《昆虫记》的全译本，这堪称中国文化的“世纪工程”。我之称它为“世纪工程”，主要不是就其工程的规模而言，而是就其完成这一工程所经历的时间而言。1923年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他的《法布耳的〈昆虫记〉》，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部世界名著，此后便陆续有各种选译本出版，直到2001年1月花城出版社这个全译本的出版，已经整整78年的时间了，还不足以称为“世纪工程”吗？我之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是通过鲁迅的作品。从中学时代起，在我的印象中，法布尔就是和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迪生同样伟大的名字。这种印象肯定是通过鲁迅作品形成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渠道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了。1925年4月，鲁迅写了他的杂文名篇《春末闲谈》，其中就讲到了细腰蜂的故事。“细腰蜂”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称作“果蠃”。据中国的博物家说，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在中国，也有认为果蠃自能产卵，其捉青虫放在窠里是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物的，但中国的老先生却宁肯相信果蠃捉螟蛉做继子的“趣谈”，没有人去做细致的观察，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鲁迅这里说的，就是中国一般文人对自然事物的态度。他们不愿也不想了解事物的真相，宁愿相信各种虚幻不实但却趣味有加的想象性、杜撰性的解释，并在这种解释中闭上眼睛，求得自我心灵的刹那的满足。这就是中国文人常常说的“情趣”。在这时，鲁迅举出了法布尔。他说：“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法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蜇，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鲁迅这里说的，就是法布尔《昆虫记》花城出版社的全译本第1卷中关于节腹泥蜂几章特别是《高明的杀手》一章中所叙述的内容。花城出版社为法布尔《昆虫记》的出版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法布尔的《昆虫记》“一方面用人性关照虫性，在昆虫身上倾注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用虫性反观人类生活，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等，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鲁迅是一个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者，他在法布尔《昆虫记》中所获得的启发，主要用于对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虫性的生存动力几乎全部来源于本能，人类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常常用自己创造的文化标榜自己，掩盖自己的本能欲望，但人类的文化仍然是在本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都还没有脱离纯粹动物本能的层次。人类的可笑与可悲不在于人类有本能，而在于人类常常用一种高雅的文化外衣掩盖起自己纯粹的动物本能欲望。人们无法发现各种文化外衣背后的本能欲望，也就无法识破这种文化的本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圣君、贤臣、圣贤和圣贤之徒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其实也就像细腰蜂一样，是完全自私的，是损人利己的。什么“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石”了，什么“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了，什么“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了，无非只是一些细腰蜂的毒针，让广大社会群众承认他们的特权地位，承认他们作威作福的权利，而甘愿为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做牺牲，老老实实地听他们摆布，死心塌地地为他们服务。他们是人类的最高明的杀手，也希望把自己杀戮的本领锻炼到像细腰蜂那样完美无缺的地步。但是，他们面对的到底是同样有感受、有思想能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细腰蜂的水平。“要服从作威就需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需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常’；‘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正是利用细腰蜂的生活习性，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那些为维护现实政治统治权力而编造出来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学说。“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都是这样一些既要人不活，又要人能为上等人服务的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准集合”，二是“不许开口”。鲁迅指出，这些统治术，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的效果，但最终是免不了破产的命运的，因为它们根本无法达到细腰蜂毒针那种的效果。1925年，在与徐炳昶的通信中，鲁迅当谈到中国的思想启蒙的问题时说，民众“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当时的改革只好先从知识阶级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知识分子的启蒙，首先要有好的读物，而在适于青年的读物之中，鲁迅就特别提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说：“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在这里，鲁迅是把法布尔及其《昆虫记》同那些“踱进研究室”的学者和“搬入艺术宫”的文人相对举而言的。显而易见，鲁迅是不会绝对否认学者的研究和文人的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于，一个学者的研究和一个文人的创作是建立在个人的所谓“成就”感之上，还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之上。中国社会正是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个人的“成就”感，把新旧两派的知识分子都从整个中国社会中孤立出来，使之成为有利于独裁政治而不是不利于自己独裁政治、有利于愚弄社会群众而不是有利于思想启蒙的现代文化摆设。鲁迅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1933年，鲁迅写了《“人话”》一文，以法布尔《昆虫记》为例，说明读书观文要能够读出作者的立场来，虽是谈天说地，讲动物植物，也仍然离不开作者个人的立场。鲁迅说：“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话’。这毛病，是连法布耳（J.H.Fabre）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也是在所不免的。”接着，鲁迅讲了一个中国作者讲动物生活的例子。这个作者在讲到鸟粪蜘蛛的时候说，鸟粪蜘蛛形体像鸟粪，又能伏着不动，“假做”鸟粪的样子；还说动物界中，“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鲁迅说：“这也未免太说了‘人话’。鸟粪蜘蛛只是形体原像鸟粪，性又不大走动罢了，并非它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意在欺骗小虫豸。螳螂界中也尚无五伦之说，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饿了，在吃东西，何尝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经用‘人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