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本章主要概述1956-1976年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艰苦探索的历史时期。

一方面共产党人积极务实，努力工作，全国人民满腔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中共未对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有完整地认识，这就使得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失误、挫折，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成绩与失误并存，即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本章主要内容：按照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进程分为两个阶段，1956至1966年是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曲折探索时期，期间面临的两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八大提出的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方针和设想、八字方针的提出和七千人大会的总结等都是这个时期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果。

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等，是在曲折的探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

但能有错必纠，时错时纠，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后，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1966年至1976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危害，是全局性的错误。

不过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遭受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一节良好的开局本节的主要内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以及1957年前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早期积极探索。

本节的知识要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思考，《论十大关系》的内容、中共八大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远指导意义。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

建国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艰巨事业。

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根据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以及苏联的建设经验来建设新中国。

但是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本国建设道路的探索，苏联的经验也并不都是成功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运动中引起极大震动，帝国主义也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这促使中共中央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像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领导全国人民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行“第二次合作”，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动员全国知识分子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起向科学进军的重大战略部署。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又没有现成答案，苏联与其他国家的道路和模式不能完全适合我国情况，全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探索。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从1956年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了一次时间长、内容全又系统的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借鉴，经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集思广益，最后由毛泽东总结概括，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出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同时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十对矛盾”，它们实际是一对矛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国情的矛盾。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早期探索的开始。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中共七大以来的11年间，国内国际发生重大变化。

中共八大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中共八大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意义在于提出和初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它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

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对新时期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指明方向，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党的“八大”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八大”对阶级关系变化还有认识不够的地方，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对焦躁冒进情绪反对不力等。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社会主义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1956年的多事之秋，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相继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接连出现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事件。

它表明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能否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关系到能否顺利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真冷静分析后，对事件原因和形势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

基于这种正确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一理论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现成答案，而是根据党民主革命实践和建国后头7年的新鲜经验，对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4、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整风、反右派是1957年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

它们性质本来不同，但在实际进行中又搅在一起。

1957年整风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发扬延安整风传统，加强执政党建设，提高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的重大举措。

整风中积极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向党提出了宝贵建议，但也有个别人企图乘机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发表，表明整风指导思想发生变化。

实际工作中向反右派斗争转变，对右派的判定愈来愈脱离实际，导致右派的数量和处理上严重扩大化。

这种错误源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国情认识不够，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脱离实际。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第二节探索中的严重曲折本节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对失误的调整以及对错误进行的科学分析。

本节的知识要点：正确认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错误、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八届十中全会的基本内容、1959年“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误教训的总结。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并不一帆风顺。

在经济落后、困难重重的压力下和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推动下，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在它引领下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其共同特点都有着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等思想根源，但性质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盲目冒进，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高速度；后者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片面追求一大二公。

结果，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以及执行中的巨大偏差，忽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忽视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造成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日益暴露，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失误，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试图加以纠正。

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等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正失误并没有触及左倾指导思想，即便已经确定的纠“左”措施，也远未完全贯彻落实。

因此整个形势不但没有根本好转，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发动的所谓“反右倾运动”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左”倾错误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破坏和混乱，迫使中共中央正视现实，召开了庐山会议。

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从主客观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庐山会议由此而风云突变，由纠“左”转向反右。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定性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这主要由于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庐山会议的转向使纠“左”的进程中断，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后果。

60年代初期，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说明中共中央对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有所醒悟，并期望通过具体措施扭转局势。

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

不过调整过程中，由于对盲目发动“大跃进”这一错误决策未能从根本上认识；相反，还指望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也就不可能全面正视和彻底纠正，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大跃进”的轨道，以致经济形势不能迅速摆脱困境。

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还有发展。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发生，党和国家陷入一场延续十年之久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其主观目的是寻求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办法，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据以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论点则是完全错误。

期间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也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

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之风盛行。

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等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欲罢而不能。

“文化大革命”的发难从文艺、学术、教育界开刀，这也是毛泽东把他赋予文化意义的原因之一。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批判超出学术范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以上海为起点的所谓“全面夺权”阶段。

毛泽东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在全国掀起由造反派夺取中央、地方以及各行业领导权的狂暴行动。

一些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抗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一大批革命家和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等遭到迫害打击。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使文化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勾心斗角。

林彪集团的阴谋篡权活动被毛泽东察觉后，决定铤而走险策动武装叛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叛变，林彪及其死党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机毁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