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证据规则的现状与完善

论我国证据规则的现状与完善
【摘要】：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它不是一般的原则和制度，而是诉讼制度的核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

本文就我国现有的证据规则的现状和如何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提出看法。

【关键字】证据规则、现状、证据制度
一、我国证据规则的概念、分类与现状
证据规则是“rules of evidence”，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证据法则”。

证据规则的核心问题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

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著的《刑事诉讼法》所述“何种资料可为证据，如何收集及如何利用，此与认定之事实真实，适用之法律正确，不能无一定之法则以资准绳。

称之法则，为证据法则。

”证据规则主要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大性质。

其分类根据证据规则调整的内容进行分类可分为证据能力及证明力规则和证据行为规则；依程序为标准进行分类可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行政证据规则；根据诉讼的不同阶段可分为取证规则，采证规则，查证规则和定案规则等等。

在我国，有关证据规则散见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典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

证据规则条文稀少，内容粗放，过于笼统和原则，不但缺少一些基本证据规则的规定，而且各证据规则自身也缺少完备性和明确性，这与证据制度在法制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无形中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因此，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已势在必行。

二、下面主要分析我国一些主要的证据规则：
第一：非法排除证据规则
有关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在我国既难以确立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施。

根据中国诉讼法的规定，司法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审查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但是，对于非法证据材料，法律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后果机制。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证据违法的情况，很少能因其违法而将其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官员还是司法官员，大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证据材料只要有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揭示，有利于客观真实地实现，那么即使它在表现形式、收集和审查等各个环节上确有违法之处，也是可以容忍的。

换言之。

对于违法的证据仅因其违法而加以排除，人们难以接受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其内容过于粗放、
笼统如对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是否应该排除，没有明确规定。

这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甚至实施都构成了严重的理论障碍。

对于查明非法性的具体程序方面也尚缺乏立法规定。

相比国外，美国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如美国的《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们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

”美国公民希望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的愿望是构成第四修正案的基础。

而且还规定对隐私权的界定：第一，要看是否这个人在心里真的认为这是他的隐私；第二：要看这种隐私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是否被认为是合理的或者合法的。

例如，当依法对出租车进行停车检查时，对汽车可以搜查，但是对车内一个锁着的箱子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是违法的。

因为对于这个被搜着的箱子个人存在合理的对隐私权保护的期望。

所以，从中外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我国在非法排除证据规则和保护个人隐私这块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二：证据规则建立方面
英美等采纳对抗制的国家通常都建立了一系列证据规则，是法官有足够的权威来促使控辩双方遵守必要的竞赛规则。

具有这方面的证据规则主要有：传闻法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等等。

但是在我国的诉讼法中，以上与对抗制得实施有关的证据规则大都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对抗制在立法层面上缺少必要的程序配套和保障机制。

而在司法层面上，证据规则的缺乏必然造成对抗制实施的困难，控辩双方的无序和混乱在所难免。

例如，在新的刑事审判程序的实施中，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缺少交叉询问规则的指引；证人，鉴定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出庭作证，致使传闻证言被较为广泛地采用在法庭审判之中；证人就案件所作的推测，主观判断等，也经常出现在法庭上，而不被法官所禁止等等。

以上证据材料在法庭上的出现，不仅会对裁判者客观认定案件事实，而且会对控辩双方的公平对抗造成消极的影响。

对应于这一现象，立法官员和司法官员尽管少有明确解释，但认识论所能提供的原理显然无法对此问题作出圆满的解释。

第三：高度盖然性
现实告诉我们，具体案件证明的认定不可能脱离法官的内心确信，也不应当离开法官的内心确信。

一般国家都把“经验法则”作为确定法官确信的标准。

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从经验中所归纳出来的关于事物性质、事物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知识和法则。

但经验法则已经不属于主观范畴，而是一种客观盖然性，同样需要由法官来判断的问题。

所以想完全排除判断主观者判断是难以做到的，一旦做到就必然使法官成为机械接受数学运算结果的客体。

例如，假设原告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伤，已知在原告被撞的路段上，75%的公共汽车属于A公共汽车公司所有，25%的公共汽车属于B公司。

那么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出原告被A公司的公共汽车撞伤的概率在75%，如果按照高度盖然性，是否应该判A公司承担责任呢？这样判决虽然可以以盖然率为借口，但想想这样的判决的错误率也在25%这样高的错误率我们能接受吗？在以概率方法认定事实方面方面，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复杂的计算公式是需要却定个别数值。

所以，这就给判决结果带来不便。

我国现行证据规则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在立法形式上，法典与司法解释并存。

第二，在规则性质上，多种类型的证据规则并存。

既包括规范证据资格的规则，又包括规范证明力的规则，同时还包括规范证据形式的规则、规范定案根据的规则规范证据收集方法的规则及规范证。

所以建立与完善我国证据规则体系很有必要。

首先，建立和完善证据规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行，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加强证据规则体系的建设已经成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相比之下，证据制度方面的建设则明显滞后。

因此，从规范证据的资格和证明力人手，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规则，并以此为契机，引导我国证据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入，既是进一步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也是繁荣证据法学的必然。

其次，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体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法官个人素质差别较大的条件下，将证据资格的判断完全委诸法官裁量的做法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

因此，为了实现司法实体公正，需要对诉讼证据规定一系列的原则和具体的操作规范，使司法者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局限乃至个人利益对诉讼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而恪守法定程序是证据规则的基本要求，通过证据规则将法庭调查的证据限定在必要、必需的范围之内，不仅有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而且具有其独立的程序价值。

再次，建立和完善证据规则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

我国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职权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制度和理论，以改善诉讼结构，加强诉讼民主，实现控、辩双方或诉讼两造间的平等对抗。

综合以上种种和我国现今证据规则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证据规则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
第一：要制定严格的证明标准。

我们应该从心证角度形成去寻求证明标准，以求对法官判断主观化的制约。

就是“拟制
第三人”即对于证明尺度的判断不以法官的判断为标准，而是拟制的“第三人”的认识能力为标准，这有点像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但是搞像陪审团制度那样麻烦和复杂。

法官的心证虽然也来自于法官自己，但是如果没一个理性的“第三人”都得到心证的话，法官也应该得到内心确信的。

在我国虽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自由心证，但心证的自由在审判实践中是实际存在的额，消极和积极方面均有所表现。

人们对证明标准的热望表明法官自由裁判量正在面临巨大的社会不信任压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即使存在一个指导性的“标准”也有助于吸收不满，满足暂时的程序正义要求。

第二：提高法官素质。

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也恐怕是最为间接的制约，但却是最有效的制约。

法官的素质包括了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两方面。

只有具有这两方面的素质，才能真正在一个案件审理中贯彻法律的精神。

当一个素质低下的法官手持法槌时，再好的规则也无济于事。

在道德素质方面法官心里有一杆公正的秤才是最重要的。

在业务素质方面，只有具备有高法律素质，才能理解和运用大量复杂的证据规范和理论。

第三：强化制度方面的间接制约。

在强化制度方面包括：一是：心证的公开化，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主要事实认定的理由。

二是：强化审判中言词原则。

三是：真正贯彻公开原则。

四是：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

第四，要进一步细化证据规则。

我国现行的规则仍有所疏漏。

我们在约束法官，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与给予法官自由裁量，已根据个案之具体情形灵活处理。

但不管怎样适当的限制仍是有必要的。

我们注意到，在英美法诉讼中有大量的证据规则，这些规则起到了限制法官对事实认定自由裁量范围，由于这些规则十分具体，因而具有可操作性，实践性和效果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