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内江制糖业的兴衰

新中国成立前内江制糖业的兴衰

【摘要】内江从清朝开始向来就有“甜城”的美称。四川制糖业兴盛于沱江流域，而内江正是沱江流域的制糖重镇。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内江制糖业达到发展的高峰。内江为此一度还成为抗战时即成都、重庆之后的第三重要的四川重镇，内江的制糖业也一度与自贡的制盐业并称为抗战时四川两大重要产业。本文意在简单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内江制糖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和其相应的原因。

【关键词】制糖业；内江；糖业中心；四川省

一、早期制糖业的发展

中国制糖的原料以甘蔗与甜菜为大宗，四川制糖业的原料是主要甘蔗，内江也不例外。公元前300年，中国战国时期，出现了对于制糖业的记载。屈原的《楚辞·招魂》中就有：“胹鳖炮羔，有柘浆些”[1]的描述。“柘”经季羡林先生等学者考证是“甘蔗”的意思，“柘浆”即是从甘蔗中榨取的甘蔗汁水，说明在中国战国时代，楚国人民已经开始掌握甘蔗加工的原始技术，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工制糖的国家之一。从西汉扬雄《蜀都赋》赞咏蜀地的物产中便提及“诸柘”（即甘蔗）[2]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四川最早至少可追溯于西汉时期开始种植甘蔗，但还没有大规模用甘蔗制糖。一些学者认为此时的中国制糖业整体还处于“粗糖期”，甘蔗多用于果蔗，直接食用。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曾与奋威将军邓展在君臣之宴会上以甘蔗做剑，讨论剑术。说明三国时期，甘蔗已经作为水果在宫廷宴席上食用了。唐太宗即位时期曾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重镇的内江在那时就开始接触到制糖技术。7世纪末，四川省出现土法制造的白糖，这种用渗漏的方式制造白糖的方法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在使用。不久，在唐朝大历年间（766—799），四川遂州（治所在今四川遂宁市）的一名姓邹的和尚发明了“霜糖”（即今天的冰糖），遂州成为四川著名的制糖中心。

北宋时期，遂州人王灼对遂州的制糖业进行考察，撰写出了介绍早期制糖业，现存最早的一部名著《霜糖谱》，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遂州的制糖工艺。但四川制糖业的规模仍然较为有限，产糖量少，使得北宋百姓多以四川糖入药，而不把他当做重要的调味品。南宋时，全国的制糖业有了质的飞跃。糖开始大规模生产，不再只是达官显贵们的珍馐美味，普通百姓也能消费。这个时期，各种精心制作的糖品、糕饼和甜点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众消费的宠儿。元朝时，由于蒙古军野蛮发动的战争，南方的制糖业损失惨重，但由于当时人们仍相信糖的药用价值，元朝对于战争后南方的制糖业也有一定的扶持。明朝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新的榨蔗工具糖车的发明，使甘蔗的出汁率大增。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当时甘蔗的种植与蔗糖的制作有了全新的、系统的论述。在此基础之上，清朝初期的康熙十年（即公元1671年），福建汀州商人曾达一将高产的甘蔗品种引进内江，并且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产量增加，收益甚多。曾达一遂将福建的制糖工匠和工具引入内江，在内江县龙门开设了制糖的手工作坊。由此，以内江、资中、富顺等县为中心的沱江流域成为四川制糖业的新中心。内江的“甜城”之名也开始

为世人所知。又据《内江县志要》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内江县所属沱江沿岸居民，尤以艺蔗为务，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种蔗利润极为丰厚，其壅资工值十倍于平农。由此可见内江糖业发展的状况。

清朝以前，内江制糖业并不突出，但康熙十年之后开始得到较大发展，在我看来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四川制糖业历史悠久，有浓厚的制糖传统，而内江在清朝之前的制糖业虽不像以后那样举世瞩目，但小规模的制糖作坊是存在的，这就为康熙十年后制糖业的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康熙十年以后，大批制糖工匠进入内江。为内江制糖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和富有经验的劳动力。

3、四川的沱江流域，自然条件较好。甘蔗的产区多分布在北纬30度以南和南纬30度以北，尤其集中于南北回归线附近。高温、多雨、多日照的气候和表面土质轻，内多含沙土的土地最有利于甘蔗的生长。

由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四川省各方面地理与气候条件可以算作甘蔗生产的较好地区。而沱江流域的内江具有上述生产甘蔗的自然条件也是理所应当了。因此，当内江具有制糖充分的劳动力和技术时，作为制糖原材料的甘蔗可以大量给予生产，保障了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极度繁荣

经过清朝康熙十年以后二百余年的发展，内江的糖业开始颇具规模。到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内江的制糖业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顶峰。如在光绪末年（1908年），四川种植甘蔗的县达到120余个，常年种植面积达130余万亩，制糖的糖房、漏棚、冰铺达三、四千家。其中，仅内江一县就拥有1400余家糖房、漏棚，种甘蔗面积达到22万余亩，产蔗约11亿斤，加工各种糖制品7000余万斤，由县内60余家糖号贩运，行销省内各地，并远销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内江，农民人数约50万，蔗农约30万，占农民总数之60%，普通农家普遍种植甘蔗，每户农家的平均种甘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高达60. 20%、57. 50%。[3]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此时内江的制糖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制糖业已经成为内江制造业的重要标志。这时的内江各糖房、漏棚加工出的糖制品已经超过一亿斤大关，日本著名糖业专家河野信次于1919年赴中国各省考察的考察结果显示，1919年四川省的产糖量为180万公担。据隗瀛涛研究，清末民初，内江甘蔗种植面积约为20万亩，四川甘蔗种植面积60-70万亩，内江的种植面积于四川的种植面积相比约为1比3，根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壮所推算，内江这一时期的糖产量为1. 188亿斤。而根据学者张肖梅的统计，清朝与民国交替之际，内江制糖业发展为当时历年之冠，每年产糖清达1亿斤以上，白糖2 400万斤以上，桔糖3600万斤以上，水糖2500 万斤以上，冰糖400万斤以上，煮货300万斤以上，糖房1200家以上，漏棚1000家以上，内江制糖业的盛世可见一斑。隗瀛涛认为，这

一时期内江产糖为0. 89亿斤[4]。邹作圣在对几组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此时内江产糖为 1. 25 亿斤，陈栋梁和李明生都认为，1911年内江出产甘蔗11.98亿斤（按甘蔗制糖蔗与糖的比例10比1来推算，该年产糖为1.198亿斤），1919年产糖1.26亿斤，陈祥云与隗瀛涛的看法相同。以上述各专家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确定辛亥革命前后，内江制糖业的发展处在巅峰状态。此时内江制糖业的发展，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其原因主要在于：

1、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对于实业的扶持和奖励，出台了不少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和法规，如：《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央设立实业部，各省设实业公司，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使得内江更多有志之士投资于制糖业，促进了内江制糖业的发展。

2、马关条约是重庆成为通商口岸后，紧挨重庆的内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甘蔗作为内江最重要的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为制糖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自然经济解体，部分农民被迫出卖苦力以维持生计，这又为内江制糖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是内江制糖业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3、内江制糖业的优厚利润促进了众多民族资本家的投资，为内江制糖业提供了资金的保障。

4、当时四川省政府对于鸦片的查禁，使得省内人民改种其他农作物，甘蔗成为农民选择的重点，这种现象在四川的沱江流域尤其普遍。省政府也给予了蔗农一定的支持，如：一九一零年十月一日，省府在资州城内开设精糖公司筹备处，劝谕绅民纳捐办公司。十二月十九日，川督奏请设糖务局，提议由糖务局总领糖业改良的各种事项，如调查本省蔗糖情形，选购闽、粤、南洋及台湾各处蔗苗，设场试验，开会品评，并选聘技师、招生见习，以为改良基础。这都为沱江流域制糖重镇内江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此时内江的制糖业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制糖技术落后、糖品质量较差、劳动生产率较低等。但内江的制糖业在辛亥革命前后确实抓住了机会，取得了难得的成功。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异军突起”

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由于护国战争和接下来十余年的川中大小军阀的混战，各军阀强征民夫，处处征税。再者，列强纷纷通过重庆这个通商口岸向川内资本输出，倾销商品，使四川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受此影响，内江的制糖业损失很大。从19世纪初到1934年，年产糖清从100000000斤下降到59000000斤，年产白糖从24000000斤下降至11447600斤，年产桔糖从36000000斤下降至24000000斤，年产水糖从25000000斤下降至17000000斤，年产冰糖从4000000斤下降至1600000斤，年产煮货（蜜饯）从3000000斤下降至1400000斤，糖房从1400余家下降至940家，漏棚从1000余家下降至730余家，冰铺从160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