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_青少年人物形象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1)

主持人语：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儿童”是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通过对白先勇、林海音和新移民作家笔下“儿童”元素（形象、心理情结、视角）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儿童”元素如何介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建构并丰富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态。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刘俊内容提要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地位，按照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作品中出现的方式和形态，可以将之分为“远景”、“中景”和“近景”三种类别。

本文通过对这三类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功能和特征分析，论述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巨大“表现功能”及其艺术特性。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儿童人物形象青少年人物形象白先勇是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高手，在他的作品中，玉卿嫂（《玉卿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娟娟（《孤恋花》、李彤（《谪仙记》）、钱夫人（《游园惊梦》）等众多个性鲜明、神采各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已经成为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形象经典。

於梨华在《白先勇笔下的女人》这篇文章中，对白先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划女人，能胜过他的。

……不管是舞女大班的金兆丽，还是清唱出身的蓝田玉，还是富豪千金的李彤，还是交际罂粟的尹雪艳，还是表明素净，心里烧着一把火的玉卿嫂，还是几次死别，把心冻成一块冰的一把青，还是痴肥又痴心的玫宝，还是骄纵又任性的丽儿，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看得见、听得到、觉得出的人，……他笔下的女人与读者有直接的联系与沟通而介绍她们的白先勇，却是隐而不见的。

我认为：一个作家最大的成功，莫过于造成读者与他笔下的人物的直接沟通。

①白先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杰出才能，给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一提到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形象，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玉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号：14ZDB08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复合互渗’现象研究”（项目号：12BZW14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项目号：11＆ZD1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号：11＆ZD112）的阶段性成果。

卿嫂、尹雪艳、金大班、李彤、钱夫人（蓝田玉）等鲜活灵动的女性人物形象。

事实上，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除了这些已经经典化的女性人物形象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不但贯穿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全过程，而且也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形成白先勇小说世界的独特性、丰富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品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主要包括如下这些人物：《金大奶奶》中的容哥儿，小虎子（1958）《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姊（1959）《闷雷》中的马仔（1959）《月梦》中的静思、少年（1960）《玉卿嫂》中的容哥儿（1960）《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1960）《小阳春》中的丽丽（1961）《青春》中的少年（1961）《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魏伯飏、唐爱丽（1961）《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1964）《岁除》中的刘英（1967）《梁父吟》中的效先（1967）《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丽儿（1969）《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少年们（1969）《孤恋花》中的五宝（1970）《孽子》中的李青、小玉、吴敏、老鼠、阿凤、弟娃（1977）《Danny Boy》中的K、丹尼（Danny O’Donnell）（2001）在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有些形象在作品中只是一种“背景”或一带而过的“陪衬”，如《闷雷》中的马仔、《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岁除》中的刘英、《梁父吟》中的效先、《孤恋花》中的五宝、《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Danny O’Donnell）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形象模糊，并不是作者要着意描写的对象，他们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里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远景”。

另外有些形象在作品中是颇为重要但并非主角的次要人物，如《金大奶奶》中的小虎子、《我们看菊花去》中的姊、《青春》中的少年、《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魏伯飏和唐爱丽、《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丽儿、《孽子》中的阿凤和弟娃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鲜活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也没有成为作者在作品中要聚焦的“焦点”，而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里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中景”。

当然，在白先勇的笔下，能在作品中成为“主角”和“焦点”的人物无疑都是吃重的角色，这些人物包括了《金大奶奶》和《玉卿嫂》中的容哥儿、《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我”）、《孽子》中的李青（以及小玉、吴敏、老鼠），这些人物在白先勇的笔下构成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近景”，成为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核心成员”和代表性人物。

在研究界，最早注意到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是夏志清。

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夏志清认为“白先勇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这是在他早期小说中不容置疑的事实”②。

对于白先勇为什么会“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夏志清给出的答案是与“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③有关，据此，他分析了《月梦》、《青春》中的“少年”以及《玉卿嫂》中的容哥儿等白先勇笔下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

在夏志清看来，《月梦》中老医生对少年的爱是出于一种“不太正常的”性爱冲动；《青春》中老画家对美丽的少男模特儿的痴迷，则是出自对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理想”的神往；而在对《玉卿嫂》中容哥儿这一形象的分析中，最能体现出夏志清深受新批评影响的痕迹———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夏志清解析出容哥儿“喜欢庆生”而在“下意识中，他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也就是说，虽然《玉卿嫂》中的容哥儿自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但在夏志清的眼里，他其实是个同性恋者④。

夏志清对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多属“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与白先勇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相关这一判断，其内在依凭在于《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8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1七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多少表露出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⑤，也就是说，在夏志清看来，白先勇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凭借自己切身经验改头换面写成的小说”⑥中的某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身上，有白先勇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影子。

夏志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但因为夏志清的文章写得较早（1969年），只论及了白先勇的“早期小说”，因此白先勇后续发表的一些作品他没有涉及，并且，夏志清当时只着重剖析白先勇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儿童—青少年“近景”人物（以对《玉卿嫂》中容哥儿的分析最为精彩），对于那些“中景”或“远景”人物，夏志清或简单论及，或略过不提。

夏志清论述中的这些“留白”，为我们今天来分析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留下了可以扩大和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依照本文对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远景”、“中景”、“近景”三种类型的区分，我们觉得，当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分别以“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是不一样的，以下我们来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逐一的分析。

先说“远景”。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作为“远景”出现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闷雷》中的马仔、《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岁除》中的刘英、《梁父吟》中的效先、《孤恋花》中的五宝、《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在作品中并不承担重要的角色功能，因此这些人物只是在作品中或稍一闪现或偶一带过，所用笔墨十分有限，然而，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却并非可有可无，相反，他们虽然在作品中不承担重要的人物角色功能，但却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叙事、暗示象征的功能，因此他们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虽是“远景”，却不可或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闷雷》中的马仔，他是福生嫂“装肚子”“装出来”的儿子（从别处抱来的非生子），因此他的存在，其实是“证明”着马福生“不能生娃儿”，而正是由于马福生“一副窝囊样子”，才有了福生嫂和刘英之间的感情波澜———小说中的马仔可能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可是他在作品中，却起到了“起承转合”、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功能。

在《黑虹》中，小说中的大毛、二毛、三毛作为“远景”人物，起的作用是与马仔一样的———他们的存在，只是在昭示着耿素棠对家庭生活的厌烦和对丈夫因无爱而生的厌恶，而这种厌烦和厌恶，又导致了耿素棠的离家出走和最后的“堕落”，小说中大毛、二毛和三毛虽然只是在作品的“背景”中“闪回”了几下，但他们对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在《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以及《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功能”的再次出现，《月梦》中的静思，以及《小阳春》中的丽丽，在作品中都是以主人公回忆的方式出现的，可是们的生与死，却构成了小说主人公吴钟英、樊教授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楚，并成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

《Danny Boy》作为一篇以书信体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小说，“我”（云哥）生命中的K和丹尼，在作品中都没有正面出现，只是在“我”的书信中，提及到了这两个青少年：一个导致了“我”的去国（K），一个成了“我”精神救赎的对象（丹尼），然而，正是这两个模糊的人物形象的推动，才有了“我”（云哥）这个人物形象的清晰和丰满，因为，如果没有K的告发，“我”也许就还是那个“模范教师”而不会去美国并染上艾滋；如果没有丹尼的出现，“我”也就无法通过对丹尼的悉心呵护而获得心灵的充实和救赎———而这两点在塑造“我”（云哥）这个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两个“远景”人物的支撑，“我”（云哥）的形象就“立”不起来，而小说的叙事，也难以展开。

作为“远景”出现在小说中的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除了具有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成为叙事动力的功能之外，有些还具有衬托、暗示和象征的功能，如《月梦》中的少年，在吴钟英的眼里，他就是静思的化身和再现———有了少年，静思才再次在吴钟英的心中“复活”，并引发吴钟英的情感涟漪，这样，少年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静思的“重影”和衬托，写少年，说到底是为了写静思。

9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岁除》中的刘英（与《闷雷》中的刘英同名）是刘营长的儿子，这个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作为赖鸣升的衬托和补充出现的———刘英长大了要做“陆军总司令”，而“心眼高”也正是幼年“赖伯伯”的一大特点，因此，少年刘英其实是赖鸣升“伯伯”的“过去”，作者写刘英正是为了表明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从少年时代就“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