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国际商务英语阅读教程译文

新编国际商务英语阅读教程译文第一单元国际贸易理论重商主义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贸易理论——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期。

重商主义宣称金银是一国财富的支柱，是繁荣商业所不可或缺的。

当时，金银是国家间的贸易货币，出口国赚取金银，同样从他国进口货物，导致金银的外流。

重商主义认为出口大于进口从而保持贸易顺差是一国的根本利益。

这样，一国积累金银，最终使国家财富增加，国家地位得以提升。

正如1930年，英国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孟所说: 增加一国财富的最普遍的做法是对外贸易，而且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每年出口产品的价值要大于进口产品的价值。

遵循这一说法，重商主义提倡政府干涉，以确保贸易顺差。

重商主义认为大量的贸易额并没有什么益处。

他们建议颁布政策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

具体做法可以是对进口施加关税和对配额进行限制，对出口则给予补贴。

1752年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指出了重商主义学说的缺陷。

据休谟所说，如果英国对法国贸易顺差(即出口大于进口)，相应的金银的流入会导致英国国内货币供应充足，从而产生通货膨胀。

而法国会因为金银的外流产生相反的效应——通货紧缩，价格降低。

英法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促使法国的进口商购买的英国货物数量减少(因为英国货物变得昂贵)，英国的进口商将购买更多法国的货物(因为法国货物价格降低)。

结果，英国贸易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法国贸易收支逐步得到改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的顺差被抵消。

因此，休谟认为，长期来看，没有国家能够如重商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保持贸易顺差。

除了休谟指出的缺陷之外，重商主义的另一缺限在于其视国际贸易为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指一国得益必导致另一国受损)。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指出了重商主义的这一缺限，并提出贸易是使所有参与国家都受益的常和博弈，虽然受益的程度不同。

下面我们将讨论斯密的观点。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重商主义的观点依然存在。

例如，Jarl Hagelstam，芬兰财政部部长，参加过致力于创造一个开放、公平的贸易环境的国际组织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会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各谈判国，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强烈提倡在他们有比较竞争力的领域开展自由贸易，抵制在他们缺乏竞争力的领域进行开放，他们担心进口会替代国内生产。

Hagelstam 把谈判国的这一战略归结为新重商主义，这是许多政治家所相信的理念。

这一理念把政治力量等同于经济力量，将经济力量等同于贸易顺差。

于是，许多国家试图同时促进出口，限制进口。

绝对利益学说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划时代巨作《国富论》中攻击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之说。

斯密认为各国生产商品的效率不同。

例如，在他生活的年代，由于先进的生产工序，英国是世界上生产纺织品效率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有利的气候、良好的土壤和积累的技能，法国是世界上酒类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

换句话说，英国的纺织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而法国的酒类生产拥有绝对优势。

这样一来，一国在生产某种商品的效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时，它对此种商品的生产就占绝对优势。

斯密认为，一国应该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然后交换他国生产的商品。

在斯密的时代，这意味着英国应该专门生产纺织品，法国专门生产酒。

英国通过向法国出口纺织品换取法国生产的酒，同样法国通过向英国出口酒换取他所需要的所有纺织品。

斯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不要生产可以从他国以较低的成本购买的商品。

此外，斯密还揭示，当各国集中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商品时，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益。

比较利益说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探究了亚当•斯密的理论，阐释了当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的情形。

斯密的绝对利益说认为这样的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可能得不到任何利益。

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一书中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李嘉图提出，一国应该集中生产其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从他国进口本国生产效率较低的商品，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进口在本国生产效率高于出口国的商品。

比较利益说的宗旨是，在无约束的自由贸易情况下，世界的潜在生产力要远远大于贸易受到约束时的情况。

李嘉图的理论揭示了在世界贸易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消费者将可以消费更多的商品。

这对于那些在任何商品的生产都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适用。

换句话说，比较利益说相对于绝对利益说更进一步阐明了贸易是常和博弈，所有参与国都受益。

因此，比较利益说成为自由贸易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而事实的确如此，李嘉图的理论至今仍是自由贸易学派的主要智力武器。

李嘉图模型的简单扩展在继续讲述国际贸易理论之前，我们将阐述当不考虑比较利益说的简化模型的两种假定时会产生的影响。

这两种假定是:(1)专业化会带来不断的收益;(2)贸易不能改变一国的资源禀赋或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收益递减在上一小节中比较利益说的简化模型假定专业化生产的收益不变，即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生产要素的量不变，换言之，在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任何一点生产一单位商品(可可或大米)所需的生产要素的量不变。

于是我们假定了加纳总是需要10个单位的生产要素生产一吨可可。

实际上，专业化生产收益会递减的观点更为现实。

每多生产一单位的商品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要素。

以加纳为例，10单位的生产要素足以使可可的产量由12吨增至13吨，但是需要投入11吨生产要素才能使产量从13吨增至14吨，投入12吨生产要素才能使产量从14吨增至15吨，以此类推。

为什么收益递减的观点更为现实呢,原因有二:其一，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具有相同的质量。

当一国不断增加某一商品的产量时，就越需要投入较多的生产力相对较低的边际要素。

最后的结果是要获得同等产量的增加，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

例如，某块土地可能比其他地方的土地更肥沃，但当加纳不断扩大产量时，不太肥沃的边际土地将被利用。

随着每亩地产量的减少，为生产一吨可可，加纳需要投入的土地会更多。

假定收益递减的第二个原因是不同的商品对要素使用的比例不同。

例如，假定种植可可比种植大米需要较多的土地和较少的人力，且加纳把生产要素从生产大米转移到生产可可上。

生产大米的行业将相应地释放大量的人力和少量的土地去生产可可。

为了吸收额外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可可生产将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

结果是可可生产对劳动力的利用效率降低;收益也将降低。

收益递减律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一国专业化程度达到李嘉图简化模型所显示的程度时，这一做法就变得不切实可行了。

专业化生产的收益递减显示，规模生产的收益可能在专业化生产完成之前枯竭。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不集中生产一种商品，而是一系列商品。

但是，这一理论认为，可以进行专业化生产到递减收益超过专业化生产的收益那一点为止。

虽然根据收益递减，专业化生产的收益比收益不变假定下的收益要小，但是最后得出的根本结论仍然是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是有利的。

动态效应与经济增长比较利益说的简化模型假定贸易不改变一国的资源禀赋以及利用这些资源的效率。

这种静态的假设没有考虑到贸易带来的动态变化。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假定，很显然一国的对外贸易可能产生动态增长。

动态增长分为两种:其一，由于外国资源的流入，自由贸易增加本国资源储备。

这一现象正发生在东欧国家，在那里西方国家企业正向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大量投资。

其二，自由贸易提高了一国资源的利用效率。

许多因素将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

例如，对外贸易扩大国内企业的市场，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本国企业通过贸易活动获得国外的先进科技。

如此一来，先进的科技提高了本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率(所谓的绿色革命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量产生如此效应)。

对外国竞争的开放也可能迫使本国企业寻求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

当然，这一现象正在曾经进行贸易保护的东欧国家引起争议。

东欧国家的许多原国有垄断组织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以在国际市场求生。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李嘉图理论的比较成本主要来自于生产力的不同(一国利用生产要素的效率)。

这样，加纳在生产可可上是否比韩国更有效率，取决于其使用生产要素的状况。

李嘉图本人特别强调劳动生产率，他认为两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比较利益说的根本观点。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1919)和俄林(1933)提出了对比较利益说的不同解释。

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说来自于一国资源禀赋的不同。

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的丰裕程度。

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资源禀赋解释了资源成本的差异。

资源越丰富，成本越低。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国家应出口能充分使用当地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使用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企图解释当今世界经济的贸易模式。

与李嘉图的理论相同的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认为自由贸易是有利的。

与李嘉图的理论不同的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模式是由资源禀赋的不同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率的不同决定的。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有其意义。

例如，美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资源。

相比之下，韩国大量出口纺织品、鞋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反映了韩国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

美国因缺乏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而成为这些产品的进口国。

应注意这里所说的是相对禀赋而不是绝对禀赋;从绝对数上看，一国可能比另一国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都多，但是两国只有一个相对丰裕。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 Raymond Verno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20世纪人们发现大量新产品首先被美国公司研发出来并在美国市场销售(例如:批量生产的汽车、电视、一次性照相机、影印机、个人电脑、半导体芯片)，弗农的理论就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而产生的。

对于这一现象，弗农解释说美国的财富和偌大的市场激励了美国公司研发新的消费品。

此外，美国劳动力的高成本也促使美国公司开展节省劳动力成本的创新活动。

美国公司研发新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并不意味着该产品必须在美国生产。

可能的情况是这种产品在成本低的国家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

但是，弗农认为大多数新产品起初都是在美国生产的。

显然，考虑到在引入新产品时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进行创新的厂家认为最好让生产活动接近市场和决策制定中心。

更重要的是新产品的需求一般基于非价格因素。

结果，公司对新产品索价相对较高，也就不需要在其他国家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场所。

弗农继续阐述道，在典型的新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新产品在美国的需求迅速增长，在其他国家的需求还仅限于高收入群体。

其他国家的有限的起始需求不足以在这些国家生产新产品，但需要从美国出口到这些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在其他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需求开始增长。

这时，国外生产者值得开始生产，供应本地需求。

此外，美国公司在那些需求不断增长的国家建立生产基地。

结果，这些发达国家的生产开始限制美国该产品的出口潜力。

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的成熟，产品更加标准化，价格成为竞争的武器。